# 第608章 新自由风
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如同一场漫长而阴郁的暴雨，不仅浇熄了西方世界战后“黄金时代”的乐观火焰，更冲垮了其赖以维系的整个思想地基——凯恩斯主义。曾经，人们普遍相信，一个强大的、仁慈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福利和公共开支等宏观调控手段，熨平经济的周期，实现充分就业和持续繁荣。然而，当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这两个“宿敌”史无前例地携手并进时，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彻底失灵了。
在民众对高税收、高福利、以及强大工会的普遍不满和厌倦中，在经济学家们面对“滞胀”束手无策的尴尬中，一种长期被视为异端、被压制在学术界边缘角落的思想，如同一个潜伏已久的幽灵，开始悄然崛起。它为这个迷茫的时代，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极具颠覆性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这个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的核心论点，简单、清晰，且充满了道德上的感召力：过去三十年的繁荣，不是因为政府，而是顶着政府的管制才得以实现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从经济的停滞到个人的沉沦——其最终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管得太多的政府。
这场思想革命的两位“先知”，是奥地利裔的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几十年里，他们如同在荒野中布道的传教士，其学说被主流经济学界嗤之以鼻。
哈耶克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无论其初衷多么善良，都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最终铺平一条通往集权主义的奴役之路。在他看来，唯一能够保障个人自由、促进社会繁荣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由价格信号所引导的、不受任何干预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自由市场。
而弗里德曼，则以一种更加入世、更具操作性的方式，为这场革命提供了“炮弹”。他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管好货币的发行，其他的，都应该交给市场。他鼓吹全面的私有化（“任何一家国营企业，如果它能盈利，那它就不该是国营的；如果它在亏损，那它就更不该是国营的”），主张削减福利，废除管制，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一切问题。
在70年代的危机之前，这些思想被认为是疯子的呓语。但当危机来临，旧的信仰崩塌，人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新的神祇。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学说，恰好迎合了这种时代情绪。它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了一个清晰明了的道德选择：你要自由，还是被奴役？你要市场，还是被管制？
思想的火种已经备好，现在，只等两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将它点燃，并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熊熊大火。
1979年，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这位被后世称为“铁娘子”的女人，带着对工会的极度憎恶和对哈耶克学说的狂热信仰，开始了对英国社会大刀阔斧的改造。她以一种毫不妥协的姿态，向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宣战。在长达一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她动用国家机器，以强硬手段彻底击垮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矿工工会。紧接着，她开启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私有化浪潮，将英国电信、英国航空、英国石油、英国燃气等一系列国企，悉数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同时，她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和富人税收，并于1986年在伦敦金融城推行了一场名为“大爆炸”（Big Bang）的金融改革，取消了所有管制，将伦敦变成了全球金融资本最自由的乐土。
一年之后，1980年，在大西洋的彼岸，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以其招牌式的、充满魅力的乐观主义，向美国人民宣告：“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他的“里根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如出一辙：核心是为企业和富人进行大规模减税，认为这将激励他们去投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最终惠及穷人，这便是所谓的“涓滴效应”。同时，他全面放松了对环境、金融和航空等行业的管制，并同样以强硬手段，解雇了一万多名参与罢工的航空管制员，给予了美国工会运动致命一击。
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旗手，联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战后那个以“共识、福利、管制”为特征的凯恩斯时代，被一个以“竞争、效率、自由”为口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所取代。
这股“新自由风”，迅速从英美两国，吹向了全世界。在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聘请了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弗里德曼的学生）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场最极端、也最残酷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华盛顿共识”形成，它要求所有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进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改革。
而这场全球变革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得到了最戏剧性的体现。当时，“里根经济学”所带来的高利率和巨额财政赤字，导致美元汇率持续走高，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日、西德、英、法五个工业国的财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达成协议，决定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等主要货币，进行“有序”的贬值。
这本是美国为了解决自身贸易逆差的自利之举，但却给协议的另一个主角——日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日元的迅速升值，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产业。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央行被迫大幅降低利率，向市场注入了海量的流动性。这些廉价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疯狂地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开始形成。在泡沫的巅峰时期，据说光是东京一个皇居的土地价值，就超过了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个被后世称为“平成泡沫”的虚假繁荣，为其在九十年代初的崩溃，以及之后长达二十年的“失去的时代”，埋下了伏笔。
而为这场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游戏，提供终极技术引擎的，是另一场更为安静的革命——个人计算机革命。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与方兴未艾的计算机技术，一拍即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物种——数字化金融资本。
金融管制的放松，催生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期权、期货、掉期交易等等。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算力的指数级增长，则为这些复杂产品的定价、交易和风险管理，提供了可能。交易员们不再需要用纸笔和电话，他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在瞬间，将数以亿计的资金，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从一种资产配置到另一种资产。
资本，第一次摆脱了物理的束缚，变成了在光纤中以接近光速流动的、纯粹的数字符号。金融资本的扩张速度，开始远远超越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一个庞大的、自我循环的、以追逐短期利润为唯一目标的全球金融赌场，开始形成。它的运行速度，已经快到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政府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彻底重塑了世界。它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并凭借其所展现出的“效率”和“活力”，在与苏联那套僵化、停滞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最终对决中，取得了压倒性的心理优势。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新的断层线，也正在悄然形成。贫富差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如同幽灵一般，反复上演。这股强劲的“新自由风”，最终将把世界，吹向一个巨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的终点。
请看下集——巨人的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