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康熙皇帝在东方，用儒家的仁德和满洲的弓马，将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时；在西方的英伦三岛，一场截然不同的政治实验，也即将迎来它的最终成果。
1660年，在克伦威尔死后，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回到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被砍掉了国王头颅的英国，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由清教徒统治的、死气沉沉的“护国公”时期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剧院重新开放，美酒和情妇回到了宫廷，一切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有些东西，确实已经永远地改变了。那场血腥的内战，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留在了所有英国人的记忆里。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避免再一次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之争，而导致国家陷入内战的深渊。
查理二世是一个聪明的、玩世不恭的君主。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表面上与议会维持着合作。但他的内心，依然向往着他表兄路易十四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他甚至在私下里，与路易十四签订密约，承诺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以换取法国的财政援助，从而摆脱对议会“钱袋子”的依赖。
当查理二世在1685年去世时，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了王位。这位新国王，是一个公开的、狂热的天主教徒，而且，他完全没有他哥哥那样的政治手腕。
詹姆斯二世公然挑战英国的法律，任命天主教徒为高官和军官；他试图建立一支由国王控制的常备军；他还宣称自己有权中止议会通过的法律。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在提醒着英国的精英阶层——那些乡绅、商人和新教贵族们——四十多年前那场内战的恐怖。
这一次，他们决定，不再诉诸暴力。
在议会中，常年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代表着商业利益、主张限制王权的“辉格党”，和代表着土地贵族、主张维护国王权威的“托利党”——竟然奇迹般地联合了起来。
1688年6月，七位来自两党的贵族，秘密地向荷兰发出了一封邀请函。收信人，是荷兰的执政，奥兰治的威廉。威廉的妻子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两人都是坚定的新教徒。这封信邀请威廉，率领一支军队，前来英格兰，“以保卫英国人民的自由和新教信仰”。
11月5日，威廉的舰队，在“新教之风”的吹拂下（一场大风阻碍了詹姆斯二世的海军），顺利地在英格兰南部的托尔湾登陆。
詹姆斯二世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军队成建制地倒戈，他的臣子们纷纷跑到威廉的阵营里，甚至连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安妮，也抛弃了他。在众叛亲离的绝望中，詹姆斯二世仓皇地逃往了法国，去投奔他的保护人路易十四。
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革命，竟然没有流一滴血，就成功了。这就是“光荣革命”。
接下来，是英国人最擅长的政治分赃和制度设计。议会宣布，因为詹姆斯二世的“退位”，王位出现空缺。然后，他们向威廉和玛丽，共同献上了英格兰的王冠。
但在接受王冠之前，他们必须先接受一份由议会起草的文件——《权利法案》。
这份法案，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了国王权力的界限：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废止法律，不得设立新的法庭，不得征收新税，不得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议会的选举，必须是自由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必须是自由的。
威廉和玛丽欣然接受了。从此，“国王在法律之下”以及“议会至上”，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了英国宪法的核心基石。那头象征着王权的“利维坦”巨兽，被议会用法律的锁链，牢牢地关进了笼子里。
然而，这场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财政革命”。
为了对抗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霸主”路易十四，英国需要一笔庞大的战争经费。但现在，国王不能再随意征税了，钱从哪儿来？
新的君主立宪政府，发明了一套比任何绝对君主都更强大的“搞钱”方法：他们不再以国王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国家”的名义，向全社会发行“国债”。为了管理这些国债，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了。
这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因为国家的信用，远比国王个人的信用，要可靠得多。人们放心地把钱借给这个由议会控制的政府，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政府不会像国王一样，随时可能赖账。
通过这套现代的财政金融体系，英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战争融资能力。它用借来的钱，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来捍卫和扩张它的商业利益。
就这样，英国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创造了一个比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制，更稳定、更有效率、也更强大的国家机器。
而在欧洲的另一端，在冰封的俄罗斯，年轻的沙皇彼得，也正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野蛮、更直接的方式，来锻造他的帝国，追赶西方的脚步。
请看下集——彼得的剪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