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当教皇利奥三世将那顶“罗马人的皇帝”的冠冕，戴在查理曼头上的那一刻，整个西欧世界，似乎都听到了命运的回响。秩序、统一、信仰……所有美好的词汇，仿佛都在这一刻，被赋予了坚实的形体。一个崭新的、强大的、属于欧洲人自己的帝国，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黑暗与混乱后，终于浴火重生。
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首温情脉脉的田园诗。它更像是一片深邃莫测的大海，你永远不知道，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正酝酿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就在查理曼大帝和他的臣子们，沉浸在帝国统一的无上荣光中时；就在东方的唐帝国，在藩镇与宦官的泥潭里，做着最后挣扎时。一股全新的、狂暴的、几乎不属于这个“文明世界”的力量，正在北方的迷雾中，悄然集结。
他们，就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斯人（Norsemen）。
后世的欧洲人，更愿意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这群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北方来客。那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火焰、利剑、鲜血和恐惧。
那个名字，叫作“维京”（Viking）。
说到“维京”，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一个头戴牛角盔、满脸络腮胡、手持战斧的野蛮人形象。这其实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会，考古学家从未发现过任何一顶属于维京时代的牛角盔，那更多是后世歌剧和漫画的艺术创作。但除开牛角盔，其他的印象，大体不差。他们确实是一群让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抖的战士。
那么，这群“海上之狼”，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和战士。在斯堪的纳维亚那片寒冷、贫瘠的土地上，生存资源极其有限，严酷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坚韧、勇猛、而又极度现实的民族性格。他们信奉着以奥丁和托尔为首的北欧诸神，那是一个充满了斗争、荣耀和宿命感的神话体系。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一个男人最光荣的归宿，就是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从而有资格被女武神瓦尔基里，带往英灵殿（Valhalla），在那里，他们可以日日欢宴，夜夜战斗，直到“诸神的黄昏”来临。
这种对“光荣之死”的渴望，使得他们在战斗中，悍不畏死。但更可怕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航海天赋，以及他们手中那件划时代的“终极武器”——维京长船（Longship）。
这绝对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船舶设计。它狭长、轻便、吃水极浅，既能承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又能沿着欧洲大陆的内陆河道，逆流而上，深入腹地。它的两端，都雕刻着高高昂起的、狰狞的龙头，当这样一支舰队，如同海怪一般，从清晨的薄雾中，悄无声息地出现时，给沿岸居民带来的，是末日降临般的心理冲击。
有了这样的精神，又有了这样的利器，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问题了：他们为什么要出来？
历史学家们给出了很多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口爆炸，内部资源不足以养活所有人；有人说，是因为部落间的政治斗争失败，失势的酋长，不得不带领他的人，远走他乡，另谋出路；还有人说，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农业歉收。但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家园之外，存在着一个富饶、却又毫无防备的世界。
公元793年，一小撮维京海盗，突袭了英格兰东北海岸，那座与世无争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他们冲进教堂，杀死了手无寸铁的修士，抢走了所有金银圣器，然后扬帆而去，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中。
这次袭击，在基督教世界，引发了十二级的精神地震。因为修道院，在当时，不仅仅是祈祷的场所，更是财富、知识和神圣的象征。袭击一座修道院，在基督徒看来，就等同于直接向他们的上帝宣战。一位幸存的学者，用颤抖的笔，记录下了他的恐惧：“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之事……异教徒的船只，如同蜇人的黄蜂，布满了整个海面。”
他不知道的是，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林迪斯法恩的鲜血，如同投入鲨鱼群中的第一滴血，彻底激发了诺斯人对财富和荣耀的渴望。消息传回北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开始磨亮他们的斧头，加固他们的盾牌，将一艘又一艘的龙头长船，推向冰冷的大海。
一个持续了近三百年的“维京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而刚刚在查理曼手中，勉强实现统一和秩序的欧洲，即将迎来它最漫长、也最黑暗的一场噩梦。
然而，混乱，在公元9世纪，从来不是欧洲的专利。当西方的海岸，正在被维京人的战斧，劈砍得支离破碎时，在遥远的东方，那个曾经万国来朝的盛世大唐，也正在被另一种更隐蔽、也更致命的力量，从内部，一点点地腐蚀殆尽。
那不是一场金戈铁马的战争，却远比一场战争，更消耗帝国的元气。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发生于朝堂之上的、用笔墨和口水，来进行的殊死搏斗。
就让我们暂时离开那些燃烧的海岸线，将目光，重新投向那座辉煌而又深陷泥潭的城市——长安。
请看下集——牛李党争——朝堂上的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