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世纪的烽火与硝烟中，国王、武士、苏丹们的碰撞，决定了版图的归属与王朝的兴亡。然而，在同一时期，另一场更为安静，但其历史回响却更为深远的碰撞，也正在欧洲的修道院、图书馆和新兴的城市里，悄然发生。这是一场思想的碰撞，它最终，将从根本上重塑整个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
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在智力上，其实一直处在一个“营养不良”的状态。古希腊那些最伟大的哲学与科学著作，早已失传。柏拉图，只剩下了一篇《蒂迈欧篇》的拉丁文译本；而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更是只剩下几篇关于逻辑学的零散文章。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被笼罩在新柏拉图主义和教父神学的框架之下，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构成了人们理解世界、信仰和上帝的唯一通路。
然而，知识的火种，并未熄灭。它在阿拉伯世界，被精心地保存、研究和发扬着。而现在，重新连接的时刻，到来了。
知识的碰撞与回流，发生在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最前沿——西班牙和西西里岛。1085年，基督徒收复了西班牙的托莱多城。这座曾经的学术中心，拥有着穆斯林统治数百年间所积累的、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就这样向西方学者，敞开了大门。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就此展开。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如克雷莫纳的杰拉德，巴斯的阿德拉德，潮水般地涌向托莱多。他们与当地的犹太学者、以及懂阿拉伯语的基督徒们合作，夜以继日地，将那些伟大的阿拉伯文和希腊文著作，翻译成当时欧洲唯一的学术语言——拉丁文。
他们找到了什么？他们找到了一个完整的、前所未见的亚里士多德。他们找到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盖伦的医学著作。他们还找到了阿拉伯世界自己的伟大哲人——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伊本·路世德（阿威罗伊）的著作。这股知识的洪流，如同一场思想上的大地震，猛烈地冲击了欧洲当时那个由信仰和神启所主导的、封闭而自洽的知识体系。
一个最尖锐、也最核心的碰撞，摆在了所有学者的面前：如何调和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这种依靠逻辑、理性和经验来认识世界的方式，与基督教所启示的、依靠《圣经》和信仰来接受的真理？“信仰”与“理性”，发生了正面的冲撞。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应运而生。它以一种极其严谨的逻辑分析、概念辨析和公开辩论（disputatio）的方式，来处理那些看似矛盾的神学与哲学问题。
这个时代的先锋，是一位名叫彼得·阿伯拉尔的天才。他是巴黎最负盛名的教师，聪明、英俊，但也极度骄傲。他写下了一本名为《是与否》（Sic et Non）的著作，在书中，他并列出了一百多个神学问题，并在每个问题之下，同时引用了《圣经》和教父文献中，那些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论述。他并非想要挑战信仰，而是要证明，真理，是需要通过理性的梳理和逻辑的辨析，才能被更清晰地认识的。阿伯拉尔与他的女学生爱洛伊丝之间那场惊世骇俗的爱情悲剧，以及他因此而遭受的宫刑，更让他成了那个时代，为了思想的自由而付出惨痛代价的象征。
而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世德，则成了亚里士多德思想最重要的“二传手”。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精妙注解，被翻译成拉丁文后，成了欧洲学者们人手一本的“标准教科书”。但他那著名的“双重真理”学说——即一个命题，可以同时在哲学上为真，而在宗教上为假——更是给当时的思想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被教会视为最危险的异端。
知识的爆炸，以及经院哲学的兴起，让原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已经无法满足学者们的需求。一种全新的、专门为了“学问”而存在的机构，开始在欧洲的几座中心城市里，有机地生长出来。这，就是“大学”（University）的诞生。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最初是一个由学生们组成的行会。他们集资，聘请法学家，来为他们讲授珍贵的罗马法知识。而在法兰西的巴黎，大学，则是由巴黎圣母院的教师们组成的行会。他们围绕着神学与哲学，展开激烈的辩论，并最终从教会那里，赢得了自主管理、授予学位（“执教许可”）的权力。巴黎大学的模式，成为了牛津、剑桥等北欧大学的共同模板。
大学，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它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所组成的、享有特权的自治团体。它为思想的碰撞，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专门的物理空间。在这里，争论，是对真理的探寻；而理性，则是通往信仰的阶梯。
十二世纪，并没有最终解决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这个艰巨的任务，将留给十三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但是，十二世纪，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它重新找回了失落的古典智慧，它锻造了经院哲学这套全新的逻辑工具，它也催生了大学这个伟大的、将光芒辐射千年的新组织。发生在象牙塔里的这场安静的碰撞，从长远来看，其意义，或许要远远超过发生在战场上的任何一次喧嚣的碰撞。
请看下集——世纪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