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候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悲剧，有时候又像一场荒诞不经的闹剧。大清帝国的最后时刻，属于后者。
引爆这个庞大火药桶的，不是革命党的炸弹，而是几根枕木和铁轨——确切地说，是钱。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化的集权举措，但背后的逻辑却是赤裸裸的掠夺。朝廷要把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然后抵押给外国银行团借款。
问题在于，这些商办铁路的股本，不仅来自绅士富商，更来自无数普通百姓的血汗钱（甚至包括米捐、房捐）。朝廷现在的做法是：拿走铁路，但不按原价赔偿，而且是用打了大折扣的“国家股票”来置换真金白银。
这下子，马蜂窝被捅破了。
最先炸锅的是四川。四川的绅士们——这些人原本是帝国的统治基石，是读圣贤书、维护纲常名教的体面人——现在发现朝廷要抢他们的钱。于是，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最激进的反贼。他们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罢市、罢课，甚至围攻总督府。赵尔丰，这位在边疆杀伐决断的“赵屠户”，在成都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制造了“成都血案”。
为了镇压四川的暴乱，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这一调兵，导致了武汉空虚。
机会，就这样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砸在了一群年轻的革命党军官头上。
10月9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几个革命党人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失手引爆。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巡捕，革命党的名册、旗帜、印信全部被搜走。
局势瞬间变得你死我活。名册上的新军军官们知道，按清律，抓住就是砍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枪声大作。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虽然关于谁是第一枪有争议，但这一枪已成为符号）。起义军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然后围攻总督府。湖广总督瑞澂，这位满洲贵族，竟然挖开后墙狗洞逃到了军舰上。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这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以至于革命党人自己都还没准备好。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领袖来主持大局，最后不得不把躲在床底下的黎元洪——一位并不赞成革命的旧军官——拉出来，用枪指着他的头，逼他当了都督。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看似草率的兵变，却引起了惊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短短两个月内，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南方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这些省份的独立过程大同小异：革命党人振臂一呼，新军响应，原本的立宪派绅士顺势倒戈，旧官僚摇身一变剪掉辫子就成了民国都督。
大清帝国的统治土崩瓦解。
这时，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彻底慌了。他们手里唯一的牌，就是北洋六镇这支全中国最精锐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遥控器，掌握在一个被他们赶回河南老家“养病”的人手里：袁世凯。
袁世凯出山了。但他并不急着剿灭革命党，也不急着效忠朝廷。他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玩起了平衡术。
他一边指挥北洋军猛攻汉口、汉阳，展示肌肉，告诉革命党：我随时能灭了你们；另一边又按兵不动，不攻武昌，同时向清廷哭穷要权。
袁世凯看得很清楚：如果彻底灭了革命党，他就是“兔死狗烹”的下场；如果任由革命党做大，也没他的好果子吃。最好的结果是：逼清帝退位，自己来当这个新国家的掌舵人。
与此同时，那个奔波了半辈子的革命者孙中山，终于回到了祖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了。采用了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使用了公历，废除了跪拜礼。
但孙中山心里清楚，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只有名义、没有实力的空壳。钱袋子是空的，军队是拼凑的，外国列强都在观望，没人承认这个政府。真正的实权，还在北方的袁世凯手里。
为了避免内战，为了早日实现共和，孙中山展现了高风亮节。他承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他就辞去大总统之职，让位给袁世凯。
于是，历史的聚光灯打到了袁世凯身上。他开始在段祺瑞等北洋将领的配合下，对清室进行最后的逼宫。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养心殿。
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中有这样一句充满现代感的话：“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这一刻，没有血流成河的宫廷政变，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断头台。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以及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这样在一纸诏书中，以一种相对体面、和平的方式落幕了。
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革命党得到了“民国”的招牌；袁世凯得到了大总统的实权；清皇室得到了《优待条例》（皇帝尊号不废，每年400万两费用，暂居紫禁城）。
但是，在这表面的和平之下，巨大的隐患已经埋下。
从秦始皇到宣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一直是“家天下”。皇帝是权力的来源，是伦理的中心，是维系这个庞大帝国的唯一纽带。现在，皇帝没了。
取而代之的“共和”，在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水土不服的概念。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总统”是什么，甚至以为是“统领万民”的意思。
更严重的是，随着皇权的崩塌，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也随之解体。旧的官僚体系瘫痪了，新的政党政治还极其幼稚。谁来填补这个组织真空？
答案是：军人。
既然没有了皇帝这个共主，那么谁有枪谁就是草头王。袁世凯活着，还能靠他的个人威望镇住北洋诸将；一旦袁世凯不在了，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滑向军阀混战的深渊。
辛亥革命，砍断了君主专制的头颅，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民主的躯干。它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赶走了一个皇帝，却留下了无数个想当皇帝的军阀。
当北京的遗老遗少们在暗夜里为大清哭泣，当南京的革命青年在街头剪辫子欢呼时，在遥远的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火药味已经浓烈得让人窒息。
如果说中国的剧变是内部组织的崩塌，那么欧洲即将迎来的，是全球地缘秩序的剧烈爆炸。
请看下集——萨拉热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