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世纪的末尾，我们告别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华帝国。黄巢的起义大军虽然已被镇压，但它彻底摧毁了唐王朝最后的中央权威。长安城沦为废墟，皇帝沦为宦官和军阀手中的玩物，整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在一场名为“藩镇割据”的内战中，四分五裂。
而终结这一切的，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朱温。
讽刺的是，这位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恰恰是黄巢之乱最直接的“遗产”。朱温，本是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在看到起义军的颓势后，他果断地选择了背叛，反戈一击，向曾经的战友们挥起了屠刀。虚弱的唐朝廷，将这个叛徒，视为拯救自己的英雄，赐名“朱全忠”，并给了他最肥沃的地盘，让他成为实力最强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天真地以为，放出了一只猛虎，去吞噬狼群。但他们没有想到，这只猛虎，在吃光了狼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早已孱弱不堪的自己。
公元907年，这只被唐王朝亲手喂养大的猛虎，终于露出了他最锋利的獠牙。朱温，不再满足于当一个权臣，他胁迫年仅17岁的唐哀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
但这，并不是一个光辉时代的开始，而是另一段更加黑暗、更加混乱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噩梦的序幕。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五代十国。
什么是“五代”？
它指的是在短短53年间，在中国北方的心脏地带——中原地区，像一场血腥的接力赛一样，依次更迭了五个短命的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它们的开国君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他们的皇位，不是来自继承，而是来自赤裸裸的武力篡夺。忠诚和信义，在那个时代，是最多余、也最可笑的东西。
这五个王朝，最短的国祚，仅仅四年。皇帝，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他们往往不是死在敌人的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最亲信的部下，甚至是自己儿子的刀下。后梁的建立者朱温，最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朱友珪所杀。而取代后梁的，是另一位军阀李存勖建立的后唐。这位曾经骁勇善战的“战神”，在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却迅速沉溺于享乐，宠信伶人，最终在一次兵变中，被乱箭射死，孤独地死在宫殿的走廊上，身边只有一个伶人，为他捡起一块破乐器，盖住了他的脸。
在这场血与火的漩涡中，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后唐的河东节度使、也是李存勖女婿的石敬瑭，为了能当上皇帝，竟然无耻地向北方的契丹人求援。他不仅向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契丹之主耶律德光，卑躬屈膝地自称为“儿皇帝”，更将长城沿线的、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的燕云十六州，作为“礼物”，拱手相让。
这十六个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全境，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它们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最天然、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失去了燕云（北京），中原的门户，就等于向契丹的铁骑，彻底敞开了。石敬瑭为了一个虚幻的皇位，抽掉了未来数百年间，所有中原王朝的脊梁骨。从这一刻起，无论是后来的北宋，还是更后来的明朝，都将为这个灾难性的决定，付出无尽的鲜血和代价。
而后晋的继任者，很快也与契丹反目，最终被契丹所灭。再之后，又有后汉和后周，如同匆匆过客，在这片血染的舞台上，短暂地登场，又迅速地谢幕。
什么是“十国”？
当北方的中原地区，在五代更迭的战火中，反复被蹂躏时，在中国的南方，以及北方的山西一隅，则先后并存着十几个相对稳定的小国家。它们，就是所谓的“十国”。其中较为强大的有：占据江南富庶之地的吴和南唐，盘踞巴蜀天府之国的前蜀与后蜀，立足湖南、掌控茶叶贸易的楚，以及在福建、广东一带发展海外贸易的闽和南汉等等。
与北方残酷的生存游戏不同，南方的这些小国，大多由唐末的节度使转化而来。他们自知无力问鼎中原，于是纷纷采取了“保境安民”的国策。他们鼓励农桑，发展贸易，使得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在北方形势一片糜烂的背景下，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量的北方士人，为了躲避战乱，也纷纷南迁，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南唐。这个小朝廷，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乏善可陈，但在文化上，却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它的两代君主——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尤其是李煜，这位亡国之君，用他那血泪浸泡过的笔墨，写下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他的词，是他个人命运的悲歌，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所有在乱世中，身不由己、命运浮沉的人们，共同的叹息？
五代，是武人的天堂，是军阀的乐园，是信义的坟场。十国，是文人的庇护所，是经济的避风港，是文化的温床。
一北一南，一武一文，一热一冷，一刚一柔。这种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撕裂与矛盾。而也正是在这种撕裂与矛盾中，一种全新的、渴望统一与秩序的力量，正在悄然积聚。那个结束了这一切的巨人，已经站在了历史的门槛上。
请看下集——北方孤狼：契丹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