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4月19日，希腊迈索隆吉翁。
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躺在病榻上，在雷雨交加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是为了希腊的独立而来的。在他那个时代，受过古典教育的欧洲精英们，把希腊视为文明的摇篮，把奥斯曼土耳其视为野蛮的压迫者。
拜伦的死，像一颗炸弹，引爆了全欧洲的亲希腊狂热。原本因为维也纳体系而对希腊起义持观望态度的英、法、俄三国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出手干预。
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英法俄联合舰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全歼了奥斯曼-埃及联合舰队。这场一边倒的屠杀，不仅敲响了奥斯曼帝国海权的丧钟，也标志着“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的正式登场——那个曾经让欧洲颤抖的巨人，现在成了列强案板上的鱼肉，大家关心的只是如何分得一杯羹。
然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深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却在酝酿着一场更惊心动魄的自我革命。
他清楚地知道，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那群曾经是帝国利剑、如今却变成毒瘤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苏丹亲兵）。
这支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精锐部队，早就堕落成了国家的寄生虫。他们平时横行霸道，勒索商户，战时却畏缩不前。更可怕的是，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阻力。任何试图引入西式军事训练的苏丹，都会被他们发动政变废黜甚至杀害。马哈茂德二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就是死在他们的弯刀之下。
马哈茂德二世隐忍了整整十八年。他表面上对耶尼切里唯唯诺诺，暗地里却在组建一支完全按照欧洲标准训练的新军，并秘密调集了忠于自己的炮兵。
1826年6月15日，摊牌的时刻到了。
当耶尼切里像往常一样，因为不满新军的成立而掀翻军锅，发动叛乱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一次苏丹没有逃跑。马哈茂德二世拿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旗，号召全城市民起来保卫信仰。
这一次，伊斯坦布尔的市民站在了苏丹一边。
更致命的是大炮。马哈茂德二世命令炮兵将耶尼切里的军营团团包围，然后万炮齐发。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亲兵，在密集的炮火中灰飞烟灭。试图逃跑的人被新军无情地射杀。
这一天，六千名耶尼切里被屠杀。历史上称之为“吉祥事变”。
马哈茂德二世终于切除了这个长在帝国心脏上的毒瘤。为了表示与其彻底决裂，他甚至下令废除了象征传统的巨大缠头巾（Turban），强迫所有官员戴上一种红色的圆筒帽——费兹帽（Fez）。
脱下长袍，穿上欧式军装；扔掉弯刀，拿起刺刀火枪。奥斯曼帝国试图通过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来挤进现代文明的列车。
然而，手术虽然成功，病人却已经病入膏肓。
被列强肢解的命运无法逆转，内部的民族起义此起彼伏。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这位阿尔巴尼亚雇佣兵出身的枭雄，甚至差点打进伊斯坦布尔，取代苏丹的统治。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东方的北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
此时的道光皇帝，也在努力做一个“好皇帝”。他勤政爱民，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他试图通过修补祖宗的成法，来挽救帝国的颓势。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像马哈茂德二世那样，去质疑这套制度本身。
马哈茂德二世敢于把象征祖宗荣耀的耶尼切里轰成碎片，因为他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坚船利炮。而道光皇帝，虽然也听到了沿海海盗的炮声，却依然认为那不过是癣疥之疾。
一个在痛苦地截肢求生，一个在精心地修补破衣。
两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在19世纪初的这个十字路口，虽然看起来都在衰落，但其实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个真正的挑战者来说，无论是缠头巾还是长辫子，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
（请看下集——虎门销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