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北京，紫禁城。
年仅16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用一场干净利落的政变，铲除了专权多年的辅政大臣鳌拜，将帝国的权力，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中。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外表强大，但内部却暗流涌动的帝国。在南方，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这三位因“从龙入关”有功而被封为藩王的汉族降将，早已在自己的封地里，拥兵自重，形同国中之国。在东南，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依然占据着台湾岛，奉南明为正朔，与大陆分庭抗礼。在东北，沙皇俄国的哥萨克探险队，已经越过西伯利亚，在黑龙江流域，筑城据点，侵扰边疆。
年轻的康熙，用他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逐一解决了这些问题，最终将大清帝国，锻造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秩序井然的庞大实体。
他打的第一场硬仗，是“平三藩”。康熙力排众议，下令“撤藩”，逼反了吴三桂。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康熙展现了他作为军事统帅的沉着与坚韧。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他甚至把自己的御用物品，都拿出去变卖，充作军饷。最终，三藩被平定，清朝消除了内部最大的一个军事隐患。
接着，他将目光投向了大海。他启用被郑氏排挤的福建水师将领施琅，厉兵秣马，最终在1683年，一举攻克澎湖，迫使台湾的郑氏政权投降。从此，台湾被正式纳入了中国的中央版图。
在处理完南方的事务后，康熙又将视线转向了北方。对于那些不断在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的俄国哥萨克，康熙决定，要用武力，给这个来自西方的邻居，一个深刻的教训。在两次雅克萨之战中，清军用从欧洲引进、并加以改良的“红衣大炮”，将俄国人的城堡，打得千疮百孔，迫使其投降。
武力震慑之后，是平等的外交。1689年，在大批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和斡旋下，中俄双方的代表，在尼布楚，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用拉丁文、满文和俄文写成的条约中，清朝的正式国名，被定义为“中国”（Imperii SinicI）。
最后，是为了解决蒙古的问题。康熙三次御驾亲征，深入漠北，与当时企图统一蒙古各部的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展开决战。在乌兰布通，康熙亲自指挥炮兵，击溃了噶尔丹的“驼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用“马上得天下”的方式，巩固了帝国的边疆。
然而，康熙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文治武功。他与他那个时代所有其他的君主，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他对来自西方的科学，抱有极其浓厚的、真诚的个人兴趣。
在他的宫廷里，活跃着一大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比如南怀仁、张诚、白晋等人。他们成了康熙的私人科学导师。康熙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跟着他们，学习《几何原本》，演算代数习题，观测星象。他甚至在自己的皇宫里，建立了一个“蒙养斋”，专门用来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仪器制造。
在那个时代，康熙可能是全世界，数学和天文学水平最高的君主。
基于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康熙下令，让传教士们带领中国的学者，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度测量法，去绘制一幅最精确的、覆盖全国的地图。这项耗时十余年才完成的浩大工程，其最终成果——《皇舆全览图》，在当时的世界上，无论是其测绘范围之广，还是其精度之高，都堪称第一。
然而，这正是康熙时代最大的悖论。
康熙本人，像一个饥渴的学生，拥抱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他却从未想过，要将这套能够解释宇宙运行规律的、强大的理性思维，变成一种改造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制度性力量。科学，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可以用来验证历法、校准火炮、或者在宫廷里炫耀的、有趣的“奇技淫J巧”。它被小心翼翼地，关在了皇宫的围墙之内，从未有机会，去与这个国家最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民间社会，发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当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在伦敦的咖啡馆里，被学者们热烈地讨论，并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启蒙时代”时；康熙书房里的几何学，却只是皇帝个人的一项高雅爱好。
这个东方帝国，在一位“千古一帝”的手中，达到了它传统形态下的巅峰，也走向了完美的“固化”。
而在海峡对岸的英格兰，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正在催生一个比任何“千古一帝”都更强大的、能够源源不断地汲取国家财富和战争力量的，新型国家机器。
请看下集——光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