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的武士们，正在用手中的刀剑，为一个尚武的时代拉开序幕时，在海峡对岸的大宋，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却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更具文明力量的方式，为知识的传播，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场革命，无关信仰，无关征服，它只关于一件事——知识的传播。它的主角，不是皇帝，不是教皇，也不是骑士，而是一个我们甚至连其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切考证的平民。他的名字，叫毕昇。
在毕昇的时代，书籍，依然是一种奢侈品。虽然中国早在唐代就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将一整页的文字和图画雕刻在一块木板上，然后刷墨印刷，这已经比手抄书本高效了成千上万倍。然而，雕版印刷的弊端，也同样明显。
首先，是成本高昂。每印一本书，都要雕刻一套全新的、为这本书量身定做的雕版。如果这本书很厚，比如一部《史记》，那所需要雕刻的木板，就要堆满好几个房间。雕刻本身，也是一项极其耗时耗力的精细工作。
其次，是存放不便。那些雕刻好的木板，存放起来需要占用巨大的空间。更麻烦的是，一旦雕版上有任何一个错字，整块木板就要作废重来。
最关键的是，这种技术，本质上是“死的”。一套雕版，只能用来印一种书。印完了，这套雕版也就失去了大部分价值。
在北宋这样一个文化空前繁荣、商业极度发达、社会对书籍和知识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雕版印刷的效率瓶颈，已经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都在呼唤着一种更高效、更灵活、成本更低的知识复制技术。
毕昇，这位生活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普通工匠，用他天才的构想和无数次的实验，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呼唤。
根据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详细记载，毕昇的发明，原理简单，却极富创造力。他用胶泥，刻成一个个单字的阳文印章，如同我们今天的活字字粒。然后，他用火将这些泥活字烧硬，使其坚固耐用。
排版时，他准备一块铁板，在上面铺上一层由松香、蜡和纸灰混合成的特殊黏合剂。再用一个铁框，将活字一个个地按照文章内容，排列在铁板上。排满一框后，将铁板加热，使黏合剂熔化。然后，用一块平整的木板，在字面上压一下，使所有活字的高度都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待黏合剂冷却凝固，一整版活字，就如同雕版一样，被牢牢地固定在了铁板上，可以直接上墨印刷了。
他的构思，还不止于此。为了提高效率，他通常会准备两块铁板。当第一版在印刷时，他就可以同时在第二块铁板上进行排版。一版印完，另一版也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无缝衔接，大大节省了等待的时间。
印刷结束后，只需将铁板再次加热，让黏合剂熔化，就可以轻松地将活-字取下，按照韵母分类，存放在木格子里，以备下次使用。
这就是活字印刷术。
它的革命性，体现在一个“活”字上。那些“死”的雕版，被彻底解放了。成千上万个单字，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印完一部书，字粒可以拆下来，再去印另一部完全不同的书。知识，第一次被分解成了最基本的元素——单字，然后又可以被灵活地重新组合成任何想要的形式。
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
虽然，由于汉字的数量过于庞大，以及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工匠技术的某种轻视，毕昇的这套泥活字技术，在当时并没有被大规模地推广和应用。但是，它所开启的那扇大门，却再也无法被关上。
这道文明之光也并非踽踽独行。就在毕昇的泥活字在作坊里接受火的淬炼时，另一些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正在这个神奇的帝国里悄然发展。在军事作坊里，曾经只用于节庆烟火的火药，开始被装进原始的“火枪”和“火炮”之中，虽然威力尚弱，却预示着一种将彻底终结骑士时代的战争模式。而在南方的港口，那些神秘的“司南之杓”正在被水手们秘密地应用于航海，那根永远指向南方的磁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指引着庞大的舰队，去探索整个未知的世界。
当西方的骑士们，正将自己的十字，刻在盾牌上，用刀剑去传播他们的信仰时；东方的宋帝国，则在技术的领域里，同时点燃了印刷、火药和航海这三把文明的火炬。一个在追求灵魂的征服，一个在追求物质世界的解放。这或许是公元11世纪，东西方文明在那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所呈现出的最有趣、也最意味深长的镜像。
请看下集——世纪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