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一旦登陆，便不再有回头路。
从墨西拿港开始，黑死病，沿着欧洲密如蛛网的贸易路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展开了它的征服。它乘坐着商船，从一个港口，跳到另一个港口。威尼斯、热那亚、马赛……然后，它又沿着内陆的河道与驿道，爬进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钻进了乡村的每一座农庄。
1348年，它吞噬了意大利和法兰西。1349年，它跨过海峡，登陆英伦三岛，并蹂躏了德意志地区。1350年，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未能幸免。短短三年时间，这场被后世称为“黑死病”的瘟疫，以前所未有的威力，席卷了整个欧洲。
它的症状，令人不寒而栗。患者先是发高烧，胡言乱语，然后，在他们的腋下、腹股沟或者脖子上，会长出拳头大小的黑色肿块，坚硬而疼痛，人们称之为“腺鼠疫”。紧接着，皮肤上，会出现黑紫色的斑点，如同死亡的印记。大部分人，在出现症状后的几天内，就会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更可怕的是另一种“肺鼠疫”，它通过空气传播，患者会不停地咳血，几乎无人能活过三天。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末日审判，整个欧洲的社会秩序，瞬间崩溃了。
医生，拒绝为病人看病，因为他们是死亡率最高的职业。神父，拒绝为死者举行临终圣事，因为他们是第二高危的职业。政府的法令，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负责执行的官员，要么自己病倒了，要么早已逃之夭夭。
最可怕的，是家庭和伦理的瓦解。佛罗伦萨的作家薄伽丘，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在他的名著《十日谈》的序言中，记录下了那地狱般的景象：
“市民们彼此躲避，邻居们互不关心，亲戚们几乎从不来往……父亲和母亲，都拒绝看望和照顾自己的孩子，就好像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一样。”
街道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病人，和无人收殓的尸体。起初，人们还为死者敲响丧钟，举行葬礼。但很快，尸体，就多到根本无法处理。人们不得不在教堂的墓地里，挖开巨大的深坑，像堆柴火一样，将成百上千的尸体，一层一层地，扔进去，然后，盖上薄薄的一层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降下如此恐怖的惩罚？
大部分人相信，这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愤怒。于是，一种极端而狂热的赎罪行为，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鞭笞者”，在欧洲各地游荡。他们赤裸着上身，排着队，走进一座座城市的广场，在市民们的围观下，用镶嵌着铁钉的皮鞭，疯狂地抽打自己的身体，直到血肉模糊。他们一边鞭打，一边高唱着悲切的圣歌，祈求上帝，能够收回他的怒火。
当祈祷和自残，都无法阻止死亡时，恐惧，便转化成了仇恨。人们需要一个可以指责的“凶手”。于是，犹太人，这个在欧洲流浪了上千年的民族，再一次，成了替罪羊。谣言四起，说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才导致了大瘟疫。在德意志和法兰西，无数的犹太人社区，被愤怒的暴民所血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人认为，既然死亡随时可能降临，那么，在死前，就应该尽情地享乐。他们没日没夜地，聚在一起，举办着狂野的派对，大口喝酒，大声歌唱，试图用酒精和放纵，来麻痹对死亡的恐惧。
在这片混乱、绝望与疯狂之中，教会，这个本应是人们精神支柱的组织，却显得异常的无力。教皇远在阿维尼翁，他除了发布一些无关痛痒的命令，什么也做不了。各地的教堂，虽然举行着一场又一场的祈祷仪式，但瘟疫，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上帝，似乎对人间的一切，不闻不问。他，沉默了。
这种沉默，比瘟疫本身，更具杀伤力。它让无数虔诚的信徒，心中，第一次，对教会的权威，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的裂痕。
然而，也正是在这片死寂的沉默中，一个微弱但却坚定的声音，响了起来。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座别墅里，十位年轻人（七女三男），为了躲避瘟疫，聚集在了一起。为了打发这与世隔绝的时光，他们决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
这些故事，后来，被薄伽丘，整理成了《十日谈》。它们，有的风趣，有的伤感，有的辛辣，有的浪漫。它们，不再是关于上帝和圣徒，而是关于商人、骑士、妇女、僧侣……关于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七情六欲。
在那个被死亡所笼罩的时代，《十日谈》，如同一支蜡烛，它用人性的光辉，和对生活的热爱，对抗着末日的黑暗。这是文艺复兴的微光，在宣告：即使上帝沉默，人，依然要诗意地，活下去。
当死神的阴影，暂时从欧洲退去时，幸存的人们，却发现，人间的灾难，并未结束。在法兰西，黑死病与百年战争，组成了一对致命的组合，将这个王国，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请看下集——法兰西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