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世纪的史诗中，我们的镜头从西方的罗马，摇到中亚的波斯，再掠过北方的草原。在看尽了查士丁尼的复古之梦、霍斯劳的文治武功、以及突厥的野蛮崛起之后，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最终拉回到欧亚大陆的最东方——那个刚刚结束了近三百年分裂，重新一统的中华帝国。
公元589年，当隋朝的大军攻克建康，俘虏了“井中皇帝”陈后主时，整个中国，都沉浸在一种久违的、狂喜与迷茫交织的复杂情绪之中。狂喜，是因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似乎终于走到了尽头。迷茫，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统一的、崭新的国家，该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了新王朝的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的心头。很多人，包括他的一些对手，都认为他得国太过轻易，不过是“和平演变”了北周的孤儿寡母，又侥幸战胜了南方腐朽的陈朝。但杨坚自己，却比任何人都清醒。他深知，武力征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治理这个破碎已久的国家，如何将早已离心离德的北方和南方，重新捏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烂摊子。在北方，是经历了数百年战乱和民族融合的关陇军事集团与河北世族；在南方，则是保留了汉晋衣冠、却在文化上极度鄙视北方“胡人”的士族门阀。南北之间，不仅有长江天堑，更有文化、习俗、乃至人心的巨大鸿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坚开启了他被后世史学家大加赞誉的“开皇之治”。他没有沉醉于“一统天下”的虚名，而是立刻以一种极其务实、勤勉甚至“抠门”的姿态，投入到国家重建的繁重工作之中。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杨坚深刻地认识到，魏晋以来，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他果断地废除了这一制度，并创立了影响后世千年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互相制衡，将权力牢牢收归中央。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则构成了现代“部委”的雏形，分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这套体系，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让庞大的帝国，得以高效地运转起来。
其次，是法律的重建。南北朝的法律，大多繁琐而严苛。杨坚下令，以“简约、仁爱”为原则，编纂全新的法典——《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许多诸如“枭首”、“车裂”之类的残酷刑罚，大大简化了律条，使得法律更加清晰、公正。它不仅是隋朝的法律基石，更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唐律疏议》，成为整个中华法系的源头典范。
再者，是经济的恢复。杨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国家将无主的土地，统一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固定的粮食（租）、布匹（庸），并服一定的劳役（调）。这套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史书记载，“开皇之治”的十几年间，隋朝的粮仓，储备之丰富，达到了“古今称最”的地步，据说，直到几十年后的唐太宗时期，还在吃隋朝留下的粮食。
杨坚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将“节俭”二字，刻进了骨子里。他身为皇帝，却穿着布衣，宫殿里的装饰，也力求简朴。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同样不事奢华，甚至会用“补丁”衣服。这种与前朝帝王截然不同的朴素作风，迅速扭转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正是在这一系列深刻而务实的改革之下，一个强大、自信、富庶的中华帝国，如凤凰涅槃般，从三百年的废墟之上，重新站立了起来。杨坚用他的勤勉和智慧，不仅弥合了南北的裂痕，更重要的是，他为这个国家，注入了一套全新的、充满活力的制度血液。
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了本世纪所有主要玩家的故事。是时候，将查士丁尼的罗马和杨坚的中国，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放在一起，做最后的比较和沉思了。
请看下集——两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