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当人类站在17世纪的终点，回望这过去的百年时，他们会看到一幅怎样矛盾而又壮丽的画卷？
这是一段充满了死亡与毁灭的记忆。在德意志的原野上，三十年战争的尸骨尚未完全风干；在中国的江南，扬州城的血迹仿佛依然清晰可见；在美洲的矿井和加勒比海的甘蔗园里，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的呻吟，从未停息。这或许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寒冷、最血腥的一百年。
然而，也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一种全新的、更强大、也更理性的秩序，正在破土而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纪的风格，那最合适的，莫过于“巴洛克”（Baroque）。
巴洛克，这个词的原意，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它充满了动感、奢华、戏剧性和强烈的对比。这既是凡尔赛宫镜厅里，那炫目浮夸的风格；也是康熙皇帝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宏大功业；更是这个世纪本身的内在精神——在极度的混乱和痛苦之中，爆发出极度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我们可以拿起一面“巴洛克的镜子”，在17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映照出当时世界舞台上几个主要玩家的身影。
镜子的第一面，照向了法兰西的凡尔赛宫。太阳王路易十四，已经将绝对君主制这门艺术，打磨到了极致。他看着镜中的自己，看到的是一个以他为宇宙中心、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欧洲。在这里，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法国的品味，就是欧洲的品味。
镜子的第二面，照向了东方的紫禁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之下。这位同样精力充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像太阳一样，是帝国的绝对核心。他平三藩、收台湾、逐沙俄、征噶尔丹，建立了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并且文化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帝国。他所缔造的，是后世儒家史官眼中最完美的“康乾盛世”的开端。
从表面上看，凡尔赛宫的绝对君主，与紫禁城的绝对君主，似乎并无不同。他们都拥有着凡人无法企及的权力，他们的帝国，在各自的区域内，都享受着无可匹敌的霸权。
然而，当我们把镜子转向伦敦时，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这里没有宏伟的宫殿，只有喧嚣的码头、拥挤的街道和弥漫着烟草与咖啡味道的公共空间。在伦敦的交易所里，商人们在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价而争吵；在各种新成立的学会里（比如皇家学会），科学家们在为牛顿的光学理论而辩论。这里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只有无数个充满了活力的、自发的、甚至是混乱的节点。
这种差异，在1700年，或许还只是“软件”层面的。从“硬件”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东方的中华帝国，与西方的欧洲，可能还看不出太大的差距。
但是，正是这些“软件”上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下一个世纪，将要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政治上，当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都在致力于将权力，更高效地集中到自己手中时；英国人，却通过一场“光荣革命”，发明了一套将国王的权力，关进法律笼子里的“君主立宪制”，并建立起了一整套以“国债”为核心的现代财政金融体系。事实将证明，后者的“搞钱”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远比任何一个绝对君主都更强大。
在思想上，当康熙皇帝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几何学和天文学，当作是个人的、有趣的“业余爱好”，并将其严格限制在宫廷之内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已经在整个欧洲的知识界，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大地震。它所确立的“理性”与“实证”精神，即将演变为一场席卷整个18世纪的“启蒙运动”。
17世纪，是一个分水岭。它在东方，看到了一个传统农业帝国的“巅峰时刻”与“最后辉煌”；它在西方，则看到了“现代性”的真正奠基。
无论是黎塞留的“国家利益”，还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无论是伽利略的望远镜，还是牛顿的苹果；无论是德川家康的幕藩体制，还是荷兰的股票交易所……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词——“理性”。
人类在经历了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宗教大分裂之后，在17世纪，又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气候灾难、饥荒、瘟疫和战争。在这场“总危机”中，旧的、建立在神启和传统之上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人类被迫睁开双眼，用一种更冷静、更功利、也更数学化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自然、社会和权力。
这，就是17世纪留给未来最宝贵的遗产。这股在血与火中被锻造出来的理性力量，即将在下一个世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
（17世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