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肌体，在经历了澶渊之盟与宋夏和议之后，进入了一种奇特的平衡状态。外部的烽火暂时熄灭，边境的贸易带来了财富，开封的街市空前繁荣，文化艺术也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文坛有欧阳修，书法有蔡襄，科学有沈括……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仿佛一个太平盛世。
然而，在这片繁华的表象之下，深刻的危机正在侵蚀着帝国的根基。这便是北宋中期著名的“积贫积弱”之局。
所谓“积弱”，是指军事上的孱弱。与辽、夏的两次议和，本质上都是在军事失利下的无奈之举。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宋朝不得不维持一支数量空前庞大的军队。然而，这支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训练废弛，装备落后，数量虽多，战斗力却极其低下。庞大的军队，非但没能成为帝国的坚盾，反而成了吞噬财富的无底洞。
所谓“积贫”，并非指百姓贫穷，而是指国家财政的枯竭。一方面，是供养庞大军队的巨额军费；另一方面，则是宋朝“冗官”带来的沉重负担。宋朝为了防止武将专权，极力推崇文官治国，并通过科举考试，录取了远超实际需要的官员。这些官员，无论有无实职，都要由国家发放俸禄。官僚机构臃肿不堪，人浮于事，财政的血液，就这样被一点点抽干。
帝国就像一个穿着华服的巨人，外表光鲜，体内却已百病丛生。
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两位关键人物的相遇，点燃了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帝国的变革之火。
一位，是年轻的皇帝宋神宗赵顼。这位二十岁登基的君主，雄心勃勃，他无法忍受父辈们那种用金钱换和平的“屈辱”，他渴望富国强兵，渴望建立一番不世之功，重振汉唐雄风。
另一位，则是来自江南的“拗相公”——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改革家之一。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狠人”。他才华横溢，文章名满天下，但他更相信，一套设计精良的制度，可以改造国家，可以重塑人心。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足以概括其全部的政治哲学：“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值得效法，人们的议论更不值得忧虑！
当一个渴望变革的年轻皇帝，遇到一个手握变革蓝图的强大意志，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已无可避免。
公元1069年，宋神宗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全权主持变法。
王安石的改革，是一次对国家机器的全方位改造，其核心，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
他推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意图打击盘剥百姓的豪强地主。
他推行“募役法”，将原本由百姓轮流承担的徭役，改为由政府出钱雇人承担，百姓则按贫富缴纳“免役钱”，意图解放生产力，并实现赋税的公平。
他推行“市易法”，由政府在京城设立“市易务”，调控物价，打击囤积居奇的大商人。
他推行“保甲法”，将乡村百姓编入军事化组织，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可以作为后备兵源，意图强兵节用。
……
每一项法令，都直指时弊，其初衷，不可谓不善。然而，这场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排山倒海般的反对。
反对者，几乎囊括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因为王安石的改革，无一例外地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募役法”让以往免除徭役的官员、地主也要交钱；“青苗法”断了他们放高利贷的财路；“方田均税法”更是要清查他们隐瞒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这种“与民争利”、彻底颠覆“祖宗之法”的做法，严重冲击了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以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之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一。
这不再是简单的政策之争，而是治国理念的根本对立。一方认为，国家应该“藏富于民”，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变动；另一方则认为，国家必须“理财”，必须集中权力，打破一切阻碍富国强兵的旧规则。
一时间，朝堂之上，壁垒分明，互相攻击，势同水火。整个帝国，被这场巨大的变革，撕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王安石，这位孤独的改革者，在他的皇帝的支持下，将自己的意志强行贯彻下去。他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这场几乎将整个帝国精英阶层都卷入其中的路线斗争，最终会将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另一端，另一场同样深刻、同样无法调和的“路线之争”，也正在酝酿。它不发生在朝堂之上，而发生在信徒的心中；它争论的不是世俗的财富与权力，而是通往天堂的道路与钥匙。这场争论，最终将导致一个延续了千年的统一信仰，彻底分裂。
请看下集——东西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