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露之变”的血腥中，大唐的士大夫阶层，被连根拔起。长安的庙堂之上，从此，变成了宦官们的黑暗乐园。皇帝，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朝政，成了他们敛财的工具。当一个帝国的“大脑”，开始彻底腐烂时，它的“四肢”，也必然会随之溃烂。
唐文宗死后，他的弟弟唐武宗，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一度压制了宦官，打击了腐朽的佛教势力（史称“会昌毁佛”），让帝国，看到了一丝回光返照的希望。然而，他仅仅在位六年，就因为过度迷信道教丹药，中毒而死。他那短暂的“中兴”，如同黑夜中的一颗流星，转瞬即逝。
接替他的，是唐宣宗。宣宗勤于政事，体恤百姓，是晚唐难得的一位明君，史称“大中之治”。可这“小贞观”式的繁荣，更像是在用裱糊匠的工艺，去修补一艘已经千疮百孔的巨轮。他能做的，也仅仅是延缓，而无法逆转沉没的命运。
真正的灾难，在宣宗死后，随着他那个以骄奢淫逸而著称的儿子——唐懿宗的即位，而全面降临。
唐懿宗，这位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败家子”之一。他对治国理政，毫无兴趣，却对寻欢作乐，有着无穷的热情。他疯狂地崇拜佛教，曾不惜耗费国库巨资，去搞什么“迎佛骨”的盛大法会，赏赐给寺庙和僧侣的钱财，动辄以亿万计。当他把国库的钱，挥霍一空后，他便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百姓。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最吊诡、也最残酷的一幕：一方面，是皇帝和权贵们，在长安城里，夜夜笙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则是广袤的乡野之间，饿殍遍地，民不聊生。
晚唐的农民，究竟有多苦？
首先，是土地。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瓦解，土地兼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官僚、贵族、寺庙，像贪婪的巨兽，疯狂地吞噬着农民手中最后一点土地。无数的自耕农，一夜之间，沦为佃户和流民。
其次，是赋税。中央政府，因为无法从割据的藩镇那里，收到足额的税款，便只能将财政压力，变本加厉地，转移到自己还能控制的地区。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
最致命的，是天灾。从公元859年开始，中原地区，连年大旱，紧接着，又是蝗灾和水灾。河南、山东、河北一带，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史书记载，百姓们，先是吃草根，树皮，然后，是观音土，最后，是“人相食”。
当一个普通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为奢望时，法律和秩序，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一种特殊的“职业”，开始蓬勃发展。那就是——贩私盐。
唐朝政府，对盐，实行高度垄断的“专卖”政策，官方的盐价，极其高昂。这就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以暴力为后盾的私盐集团。他们组织严密，拥有武装，在官府的追捕和市场的竞争中，磨炼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他们，是商人，是黑帮，更是那些走投无路的流民的庇护者。
我们的主角，黄巢，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黄巢，出身于一个世代贩盐的富裕家庭。他不像一般的盐贩子那样，目不识丁。相反，他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文采，剑术和马术，也同样精湛。他的人生理想，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是考取功名，进入朝堂，光宗耀祖。
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屡次参加科举，都名落孙山。据说，在他最后一次落榜后，他满怀着冲天的怨气，在长安的墙壁上，留下了一首杀气腾腾的《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已经不是一首诗了。这是一份战书，一份向那个让他失望透顶的帝国，发出的，最恶毒的诅咒。
他回到了家乡，继续他的贩盐事业。但他的心中，那颗名为“怨恨”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他在等待，等待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874年，在常年的饥荒中，另一位著名的盐贩——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率先竖起了反旗。他聚集了数千名饥民，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向腐朽的唐王朝，发起了挑战。
消息传来，黄巢知道，他的时代，到来了。他立刻散尽家财，聚集了数千名同样走投无路的子弟，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
星星之火，就此点燃。让唐朝统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场最初，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几千“饥贼”的骚乱，竟然会迅速地，演变成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彻底动摇国本的燎原大火。起义军的队伍，如同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到数万，数十万。他们攻州县，杀贪官，开粮仓，所到之处，无数饥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那个曾经辉煌无比，让四夷宾服的大唐帝国，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重创、牛李党争的内耗、甘露之变的自残之后，其统治，已经脆弱得，如同一座被白蚁蛀空了的华美宫殿。现在，王仙芝和黄巢，这两个来自底层的盐贩子，只不过是朝着它的基座，轻轻地，踹上了一脚。
整座宫殿，都将因此，而轰然倒塌。
请看下集——长安血泪——黄金甲与白骨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