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我们暂时离开那些燃烧的海岸线，将目光，重新投向那座辉煌而又深陷泥潭的城市——长安。
安史之乱的创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舔舐，似乎正在缓慢愈合。尤其是在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时期，帝国一度展现出了回光返照般的强势，中央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这让当时的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那个万国来朝的盛世，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他们都错了。一场伤筋动骨的大病，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痊愈的。安史之乱给唐帝国留下的，除了外部藩镇割据的“明患”，更有一种潜伏于帝国肌体之内的“暗疾”。如果说，维京人的战斧，是砍在欧洲肌体上的“外伤”，那么这种“暗疾”，就是一场无声无息的“内出血”。
这场“内出血”，就是持续了整整四十年，贯穿了穆、敬、文、武、宣五朝的——牛李党争。
“党争”这个词，我们绝不陌生。但唐末的这场党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倾轧之烈，对国家机器破坏之彻底，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登峰造极。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将无数才华横溢的官员，将帝国最后的元气，都消磨得一干二净。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斗争？
说来可笑，这场几乎葬送了一个王朝的斗争，其最初的源头，并非什么治国理念的根本分歧，而更多是“出身”和“圈子”的对立。简单来说，唐朝后期的官员，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派，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他们大多是出身于普通地主或寒门，通过科举考试，一步步，凭借自己的才学，进入权力中枢。他们是“考试做题家”的代表。
另一派，则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显赫的门阀士族，祖上几代都是高官，他们进入官场，靠的不是十年寒窗，而是祖宗的“门荫”特权。他们是“官N代”的代表。
一个是“寒门才子”，一个是“世家贵胄”，这两个群体，天生就存在着鄙视链和不信任感。而一场发生在公元808年的科举考试，则彻底点燃了导火索。在那场考试中，几位考官，录取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极有才华的青年，这些人，恰恰都是牛党的核心人物。然而，他们的文章，在李党看来，却是在“妄议朝政”，于是，李党利用自己的权势，将这几位考官，全部贬官。从此，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从唐穆宗开始，这场党争，就进入了白热化。其斗争模式，简单而又残酷：皇帝今天用牛党的人做宰相，那么，所有李党的官员，轻则被排挤出权力核心，重则被一竿子打到天涯海角，贬到鸟不拉屎的岭南当个小官；明天，皇帝觉得李党的人更有能力，于是李党上台，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昨天牛党对他们做的一切，变本加厉地，再做一遍。
国家大事，无人问津。边疆的警报，没人理会。黄河的泛滥，没人关心。所有人的精力，都用在了揣摩皇帝的心思，和如何将政敌，一击致命上。整个大明宫，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内耗场。官员们上朝，不是为了商讨国是，而是为了站队和攻击。正直的官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就被排挤出局。
在这场无休止的内耗中，最痛苦的人，莫过于皇帝。尤其是唐文宗，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皇帝，他渴望能重现“贞观之治”的辉煌。然而，他悲哀地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满朝的文武，都分成了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他无论提拔谁，都会立刻遭到另一派的疯狂攻击；他无论想推行什么政策，都会被另一派，以各种理由，阻挠破坏。
在一次退朝后，这位年轻的天子，绝望地对身边的宦官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铲除河北的藩镇叛军，都比清除朝廷里的这些朋党，要来得容易啊！
当一个皇帝，发现自己完全无法信任手下的文官集团时，他会去信任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宦官。
牛李党争的愈演愈烈，客观上，将皇帝，一步步地，推向了宦官的怀抱。在皇帝看来，这些没有家庭、只能依附于皇权的“家奴”，总比那些满腹经纶、却各怀鬼胎的大臣们，要来得可靠。于是，宦官的权力，在这场党争的夹缝中，如同雨后春笋般，疯狂滋长。
唐文宗，这位被朋党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皇帝，终于下定决心，要用这些“家奴”，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要用宦官，去消灭另一群宦官！
这，是一个何等荒唐，又何等绝望的计划。它，将直接导致一场比党争本身，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宫廷巨变。
请看下集——甘露之变——宦官帝国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