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的死，以及其子哈桑的退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那个由穆罕默德的亲密战友们，通过简朴的协商和推举来领导穆斯林共同体的“正统哈里发”时代，落下了它悲壮的帷幕。
历史的聚光灯，现在完全打在了胜利者——穆阿维叶的身上。
公元661年，穆阿维叶正式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但他所建立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以宗教圣城麦地那为核心的、带有浓厚部落联盟色彩的政权了。他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后世称之为“倭马亚王朝”。
我们之前说过，穆阿维叶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政治家。他深知，要统治一个从北非延伸到波斯的庞大疆域，光靠宗教的虔诚和沙漠里的简朴传统，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的是一个更高效、更职业、也更世俗化的统治机器。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迁都。他将帝国的首都，从阿拉伯半岛上那个尘土飞扬、充满了宗教元老和保守势力的麦地那，迁到了叙利亚那座拥有上千年历史、深受希腊-罗马文明浸润的繁华都市——大马士革。
这次迁都，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宣言。它宣告着，哈里发政权的核心，将不再是“宗教”，而是“帝国”。穆阿维叶不再像他的前任们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与平民一起席地而坐。他住进了昔日拜占庭总督的宫殿，设立了君主的卫队和王座，他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皇帝那样，去统治这个国家。
他全面借鉴了拜占庭和波斯的行政管理经验，设立了分门别类的政府部门（Diwan），建立了高效的驿站和邮政系统，并组建了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他用他那句名言来概括自己的统治哲学：“我不用拔剑的地方，我用鞭子就够了；我不用鞭子的地方，我的舌头就够了。”他用金钱、权术和高超的外交手腕，将帝国内部那些桀骜不驯的部落首领，变成了顺从的帝国臣属。
然而，穆阿维叶所做的最具颠覆性、也最受争议的一件事，是在他执政晚期，指定了他的儿子叶齐德，作为他的继承人。他打破了哈里发由选举或协商产生的传统，第一次将“世袭”的君主制原则，引入了伊斯兰世界。从此，“哈里发”这个职位，从“先知的继承人”，开始慢慢向“国王”（Malik）转变。
这一系列的操作，虽然遭到了许多虔诚的宗教人士的反对，但从客观上，它确实为这个新生帝国，提供了一套更稳定、更适应大国统治的世俗化框架。
在穆阿维叶的继承者，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的时代，这场“帝国化”改革达到了顶峰。马利克是一位极具远见和魄力的君主，他意识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帝国，不能永远在官方文书上使用希腊语和波斯语，更不能永远使用印有罗马皇帝头像的金币（第纳尔）和波斯国王头像的银币（迪拉姆）。这些旧时代的印记，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阿拉伯人曾经是被统治者。为了塑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伊斯兰的帝国身份，马利克下令，开启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改革。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唯一的官方语言，并在全境推行。更重要的是，他下令停止使用拜占庭和波斯的旧钱币，转而铸造全新的、刻有伊斯兰铭文的纯阿拉伯式货币。新的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上，彻底摒弃了任何人物和偶像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古兰经》中的经文和清真言。这不仅仅是一次货币的更换，更是一次文明的宣言。它向全世界宣告，伊斯兰帝国，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更在经济和文化上，彻底摆脱了罗马和波斯的影子，一个崭新的、以上帝和《古兰经》为核心的文明，已经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完成了内部的整合和改革之后，那把在内战中暂时归鞘的“哈里发的利剑”，便再一次被擦亮，指向了外部的世界。
在北非，阿拉伯军队的征服步伐再次启动，他们越过埃及，向着昔日罗马的粮仓——迦太基地区挺进。
在东方，他们越过了波斯高原，将兵锋指向了中亚的广阔天地。
而在北方，穆阿维叶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全世界最令人垂涎的终极目标——君士坦丁堡。
从公元674年开始，倭马亚王朝强大的海军，连续数年，从海陆两路，对这座“众城之女王”发起了猛烈的围攻。这是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向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发起直接挑战。虽然，凭借着坚不可摧的狄奥多西城墙和那神秘的秘密武器“希腊火”，拜占庭人最终击退了侵略者。但倭马亚王朝所展现出的强大国力和勃勃雄心，已经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倭马亚的朝阳，照耀着一个从北非延伸到中亚的庞大帝国。一个以阿拉伯为核心、融合了拜占庭与波斯遗产的全新文明，正在大马士革的宫殿里，孕育出它最初的辉煌。
然而，就在这同一个世纪，当西方的世界正被新月的利剑重塑格局时，在遥远的东方，那个被称为“天可汗”的帝国，也正在经历着它自己的故事。一位孤独的求法者，在历经了十七年的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带着一身风霜和无价的经卷，回到了他的故乡。
请看下集——东归圣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