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这动荡的一百年，即将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碰撞”的世纪。在墨西哥的丛林里，科尔特斯的钢铁，撞上了蒙特祖玛的羽蛇神预言；在德意志的教堂前，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撞上了教皇贩卖的赎罪券；在英吉利的海峡上，德雷克灵活的竞速帆船，撞上了西班牙笨重的海上城堡；在日本的长筱战场上，织田信长的火枪弹丸，撞上了武田家精锐骑兵的传统荣耀。
这是一个“连接”的世纪。麦哲伦的幸存者们，用一条环绕地球的航线，将所有大陆在物理上连接了起来；波托西和石见银山的滚滚白银，通过大帆船的航路，将美洲、欧洲和亚洲，绑在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里，让一个安第斯山矿工的命运，与一个江南丝绸作坊主的生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关联。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描绘这个全新的、被彻底改变了的世界的样貌？
就在16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带着一幅前所未见的地图，走进了这个故事的中心——古老而骄傲的大明王朝。这个人，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
1582年，利玛窦抵达了葡萄牙在东方的据点——澳门。他的使命，是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进入那个将所有外国人，都视为“蛮夷”和“朝贡者”的、自我封闭的中华帝国，去传播上帝的福音。
利玛窦和他所属的耶稣会，很快就意识到，在这里，欧洲传教士在美洲和非洲的那一套，是完全行不通的。你不可能靠着船坚炮利，强迫这个国家的人民改变信仰。这个帝国，拥有着一套成熟、自洽、并且无比优越的文明体系。要想在这里传播思想，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赢得这个国家“精英阶层”——也就是士大夫们的尊重。
于是，利玛窦开始了他漫长而充满耐心的“变形记”。他脱下了传教士的僧袍，换上了丝绸的儒服；他不再将自己称为“僧人”，而是自称“西儒”，一个来自遥远西方的儒生。他刻苦地学习汉语，研读儒家经典，用流利的中文，与士大夫们探讨哲学和伦理。
而他用来敲开这些骄傲的中国精英们心扉的、最有效的“敲门砖”，不是《圣经》，而是科学。
他向他们展示了来自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各种新奇的“奇技淫巧”。他与明代最重要的科学家徐光启等人合作，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翻译成了中文。他带来的三棱镜、星盘和西式乐器，都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士大夫们，大开眼界。
而最让他们着迷的，是两台不用上发条，就能自己报时的“自鸣钟”。这种背后由精确的机械和物理原理驱动的奇妙装置，是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它成了利玛窦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
然而，利玛窦献给这个帝国的、最珍贵、也最具颠覆性的礼物，是一幅地图。
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利玛窦发现，中国人所使用的地图，还停留在一种非常古老、以自我为中心的阶段。在他们的地图上，中华帝国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图景，而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只是点缀在“天朝”周围的、一些不成比例的小点和岛屿。
在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开明官员的请求和资助下，利玛窦将他所掌握的、来自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最新地理知识，全部倾注到了一幅巨大的、中文版的世界地图上。1602年，这幅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地图，在北京正式刊印。
当这幅地图，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开来时，它所带来的思想冲击，是原子弹级别的。
这幅地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完整地展示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他们第一次看到，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竟然还有一块如此巨大的陆地——“亚墨利加”（美洲）；他们第一次看到，他们一直以为是蛮荒之地的“欧罗巴”，竟然包含了数十个国家和复杂的政治版图；他们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是一个悬浮在宇宙中的巨大球体，而非一块平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大陆。
而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甚至屈辱的是，在这幅地图上，那个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世界的中心——“中国”，竟然只是被标注在亚洲大陆东海岸的、一个虽然不小、但绝非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
利玛窦非常聪明，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情绪，他特意在绘制地图时，将地球的零度经线，从欧洲，向东移动了170度，使得地图的中心，正好是太平洋，从而让中国，看起来“好像”还在地图的中央。但这种善意的、技术性的调整，无法掩盖那个令人震撼的地理学事实。
1601年，在利玛窦经过了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他终于获得了向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进献“贡品”的许可。这幅地图，连同那两台神奇的自鸣钟，一起被送进了皇宫。
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有十几年没有上朝了。他早已厌倦了所有关于国家大事的繁文缛节，终日沉浸在深宫之中。对于这些来自“大西洋国”的贡品，他表现出了一丝短暂的好奇。
他饶有兴致地把玩着那两台自鸣钟，对这种可以自己发出声响的“西洋奇物”，爱不释手。他也看了一眼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或许，他也被图上那些前所未见的国家和海洋，短暂地吸引了一下。他下令，将地图的摹本，在宫中的十二面屏风上悬挂起来，以便随时观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于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幅地图，和那些自鸣钟一样，都只是一个新奇的、可以用来打发无聊时光的“玩具”。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幅地图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全新的、已经通过暴力和贸易，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充满了竞争与扩张的“世界”，将给他的帝国，带来怎样的挑战和冲击。
16世纪，就这样结束了。它结束于这样一幅充满了象征意义的、悲剧性的画面：一个耶稣会士，用尽毕生的智慧和耐心，将整个世界，呈现在了中华帝国的皇帝面前。而皇帝，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去欣赏他那座由无数精密齿轮构成的、华丽的、也仅限于自娱自乐的，时钟。
未来，已经来敲门了。但门里的主人，假装没有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