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不前进，它在跳舞。”（Le congrès ne marche pas, il danse.）
这句话成为了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最著名的注脚。在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的豪华宫殿里，几乎全欧洲的君主、亲王、外交官和交际花都聚集在一起。这里有不可一世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有风度翩翩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当然，还有那个像变色龙一样狡猾的法国代表塔列朗。
在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之后，这群人聚在一起的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像切蛋糕一样，重新瓜分欧洲的版图，并把被大革命和拿破仑弄乱的一切，全部恢复原状。
为了掩盖肮脏的政治交易，梅特涅用一场接一场的舞会、宴会和狩猎，让这些大人物们沉浸在旧贵族的精致生活中。华尔兹的旋律在舞厅里回荡，每一支舞曲结束，可能就有一个小国被抹去，或者一块领土易主。
然而，就在舞会最热烈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像炸雷一样传遍了维也纳：拿破仑逃跑了！
那个科西嘉怪物，带着不到一千人的卫队，登陆了法国南部。这一次，他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所到之处，原本奉命去逮捕他的波旁王朝军队，纷纷倒戈，高呼“皇帝万岁”。短短二十天，他不费一枪一弹，再次回到了巴黎，赶跑了路易十八，开始了著名的“百日王朝”。
恐惧瞬间让维也纳的舞会变成了战时指挥部。刚刚还在勾心斗角的列强们，立刻团结起来，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
这是拿破仑的最后一搏。面对英国威灵顿公爵和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的联军，法军打得英勇而悲壮。就在傍晚时分，拿破仑投入了他最后的王牌——帝国近卫军。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排成整齐的方阵，冒着英军密集的霰弹冲锋，试图撕开英军的防线。
“近卫军虽死犹荣，但绝不投降！”
这是法军最后的呐喊。随着普鲁士援军的赶到，拿破仑的侧翼崩溃了。那一刻，不仅标志着拿破仑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那个充满了英雄主义、革命激情和天才冒险的时代落幕了。
从此以后，欧洲进入了梅特涅精心设计的“均势时代”（Concert of Europe）。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任何试图称霸欧洲的野心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保守主义成为了主流，君主们联合起来，警惕地注视着任何一丝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火花，一旦发现，就立刻用刺刀扑灭。
就在维也纳的君主们为了防范革命而殚精竭虑时，在遥远的北京，大清帝国的嘉庆皇帝，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吓破了胆。
1813年10月8日，一群来自京郊贫民窟的小贩、脚夫和无业游民，在天理教首领林清的策划下，竟然手持菜刀和木棍，在几个太监内应的带领下，大摇大摆地攻入了紫禁城！
这就是著名的“癸酉之变”。
这群乌合之众只有不到两百人，却一度打到了隆宗门，箭矢甚至射到了养心殿的匾额上。如果不是当时的皇次子绵宁（后来的道光帝）在慌乱中用鸟枪击毙了两名起义军首领，这群暴民甚至可能直接冲进内廷，改朝换代。
事后，虽然林清被凌迟处死，起义被迅速镇压，但这次事件给嘉庆皇帝带来的心理冲击，比十年前的陈德行刺案还要强烈百倍。
堂堂大清帝国的核心禁地，竟然被几百个拿着农具的农民攻破？那支号称拥有二十万精锐的京旗禁卫军去哪了？答案令人绝望：当起义发生时，大部分侍卫和官兵都在外面喝茶听戏，甚至有人在得知消息后反而躲了起来。
嘉庆皇帝在随后的《罪己诏》中痛心疾首地写道：“汉唐宋明之所未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他的“仁政”之下，百姓依然要造反？为什么他不仅没能恢复“康乾盛世”的荣光，反而让帝国滑向了更深的深渊？
其实，答案就在那些维也纳的舞会上。
当西方的君主们正在学习用外交条约、国际法和常备军制度来构建现代国家体系时，东方的皇帝依然试图用古老的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来维系一个日益庞大且复杂的农业帝国。
维也纳体系虽然保守，但它承认了实力的平衡，并建立了一套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它虽然压制了革命，但也为欧洲赢得了近一百年的相对和平，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而清朝的“盛世”，在天理教的喊杀声中，彻底变成了一个笑话。紫禁城墙上的那个箭头，像一个巨大的讽刺，时刻提醒着人们：这个老大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就在嘉庆为了紫禁城的安全而加固城墙、清洗太监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南美大陆的一位“解放者”，正骑在马背上，为了自由而战。
（请看下集——解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