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是一个刀剑与烈火的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摧毁了无数的帝国，也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复调性。在最野蛮的毁灭之中，往往也孕育着最文明的、灿烂的光芒。
这道光芒，来自于人类的思想。在十三世纪的西方和东方，两位学者，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为他们各自的文明，构建了未来数百年的精神框架。
在西方，这道光芒，闪耀在巴黎大学的课堂里。当时的欧洲，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随着十字军东征和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大批被遗忘了近千年的古希腊文献，特别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翻译成拉丁文，涌入了欧洲。亚里士多德，这位古希腊的哲人，用一种理性的、观察的、逻辑的方式，来解释整个世界。他的思想，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中世纪那由《圣经》和神学所构筑的、封闭的精神世界。
危机，就此产生：当理性的哲学，与信仰的《圣经》，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相信谁？是相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还是相信上帝的启示？
整个十三世纪的欧洲思想界，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给出了最完美答案的，是一位名叫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大利教士。
阿奎那，是一个身材肥胖、行动缓慢、沉默寡言的“闷葫芦”，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笨牛”的绰号。但他的老师，伟大的阿尔伯特，却评价道：“总有一天，这头笨牛的吼声，将要震惊整个世界。”
预言，成真了。阿奎那，用他那无比清晰和严谨的理性，写下了一部鸿篇巨著——《神学大全》。在这本书里，他天才地，为信仰与理性，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他认为，信仰与理性，并不矛盾。它们，只是通往同一个真理——上帝——的两条不同路径。理性，如同我们的双眼，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和理解这个自然世界，甚至可以通过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一些超越性的、神圣的真理，比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是我们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而这些，就需要通过信仰，通过上帝的“启示”，来获得。
简而言之，理性管“自然”，信仰管“超自然”。两者，各司其职，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图景。
阿奎那的理论，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这位“异教徒”的哲学，整合进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他“驯服”了亚里士多德，让他，成为了服务于上帝的“奴仆”。这一伟大的思想整合，构建了中世纪晚期，最宏伟、最严密的思想大厦。天主教神学的基础，从此，被牢固地奠定下来。
然而，就在阿奎那，用最精妙的逻辑，来构筑通往上帝的天梯时，在英国的牛津，另一位名叫罗吉尔·培根的教士，却将他的目光，投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大地。
培根，是一个与阿奎那，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他瞧不起那些只会坐在书斋里，对故纸堆里的文字，进行逻辑辩论的经院哲学家。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应该来自于书本，而应该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实验。
他提出，获取知识，有三种途径：权威、推理和实验。权威，是不可靠的；推理，如果没有经过验证，也可能是错的。只有“实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第一次，在欧洲，明确地，提出了“实验科学”的思想。
这是一个在当时，石破天惊的观点。培根，就像一个穿越者，用超越他所处时代的眼光，预言了未来的无数可能。他预言，人类，将可以制造出不用划桨，就能自动航行的船；可以制造出不用马拉，就能高速奔驰的车；甚至，可以制造出能在天空中飞翔的机器。
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奇谈怪论”的预言，却如同种子，埋入了欧洲文明的土壤。它所代表的那种，面向未来、面向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将在数百年后，开出“科学革命”的绚烂花朵。
当西方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刺激下，展现出“神学”与“科学”这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时，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的思想界，却在经历着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演变。
在南宋，由大儒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已经成为了一套无比精致和复杂的哲学体系。它探讨宇宙的本源（理与气），也规范着人间的伦理（存天理，灭人欲）。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哲学思想之一。
然而，随着蒙古人的征服，这套思想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蒙古统治者，并不看重儒家的思想。他们一度，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这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第一次，被排挤在了权力的边缘。
但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就发现，要统治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光靠蒙古的武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依然需要那些懂得治国之术的儒家士大夫。于是，在十四世纪初，元朝，重新恢复了科举考试。
然而，这一次的科举，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它将朱熹的理学，以及他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定为了唯一的、官方的标准答案。从此，全中国的读书人，都必须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任何思想上的创新和越轨，都将被视为异端。
一个曾经充满活力和思辨的哲学体系，就这样，被权力，塑造成了一套僵化的、必须被严格遵守的官方意识形态。它在被“独尊”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生命力。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在未来的数百年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朝鲜、乃至整个东亚的文化面貌。
十三世纪，就这样，在思想的层面，为东西方，埋下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伏笔。一条，是走向开放、多元、以及神学与科学的不断冲突；而另一条，则是走向封闭、统一、以及思想在权力下的日益僵化。
请看下集——世纪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