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探讨了“安史之乱”如何在精神层面，催生了禅宗思想的兴盛，为在乱世中痛苦的灵魂，提供了一剂“向内求解”的良药。然而，思想的慰藉，并不能改变现实的残酷。在政治层面，这场长达八年的浩劫，给大唐帝国，留下了两道深可见骨、不断流脓的致命伤口。它们如同两颗巨大的毒瘤，将在未来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地侵蚀着帝国的肌体，直至其最终崩塌。
这两颗毒瘤，一个在“外”，一个在“内”。在外的，叫“藩镇割据”；在内的，叫“宦官专权”。
我们先说藩镇。
“藩镇”，本是唐玄宗时期，为了巩固边防，在边境地区设立的军区。节度使，就是藩镇的最高长官，他们手握重兵，总揽军、政、财、民大权，权力极大。安禄山，就是因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才拥有了足以撼动帝国的力量。
按理说，在平定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应该吸取教训，削弱藩镇的权力。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因为，平定安史之乱，靠的，不仅仅是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朝廷将领，更重要的，是依靠了大量的、由原叛军将领“投诚”而来的“藩镇”。当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唐朝廷采取了“招安”的策略。许多安禄山、史思明的旧部，一看形势不妙，便立刻向朝廷投降。而朝廷，为了稳定局势，也往往“就地”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将他们任命为新的节度使，让他们继续管理自己原来占领的地盘。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荒唐的局面：一场为了“削藩”而起的战争，打到最后，藩镇，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多、更普遍了。战前，藩镇，还仅仅局限于边境地区；战后，连帝国的腹心之地——河北、河南、山东，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藩镇。
这些藩镇，尤其是那些由叛将“转型”而来的，他们对长安的朝廷，根本没有任何忠诚可言。他们在自己的地盘里，就是“土皇帝”。他们自己任命官员，自己征收赋税，自己养着军队，军队的指挥官，只听节度使的，不听皇帝的。节度使的位置，也变成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
这些地方，名义上，还是大唐的领土，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半独立的“军阀王国”。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这里，形同废纸。朝廷，不但收不上来一分钱的税，有时候，为了安抚他们，还要倒贴大量的金钱和物资。
面对被地方军阀严重侵蚀的税基，被掏空了国库的中央政府，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想办法“开源”。在理财能手刘晏等人的主持下，朝廷开始全面推行“盐铁专卖”制度。国家，通过垄断食盐和铁器的生产与销售，开辟出了一个独立于传统农业税之外的、巨大的新财源。这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风雨飘摇的唐王朝，强行“续命”，但也开启了后世封建政府与民争利的先河。
从此，唐朝的皇帝，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他们想“削藩”，但中央的兵力，已经不足以同时对抗那么多的地方军阀。每一次强行“削藩”，都会引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最终，往往只能以妥协告终，承认现状。而不“削藩”，这些藩镇，又如同饿狼一般，不断地侵蚀着帝国的财富和权力。
可以说，自安史之乱后，那个统一、高效、中央集权的盛唐，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分裂的、被地方军阀不断“掏空”的虚弱王朝。
如果说，藩镇割据，是掏空帝国“身体”的外部毒瘤；那么，宦官专权，就是侵蚀帝国“灵魂”的内部毒瘤。
宦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太监”，本是宫廷里，服务于皇帝和后妃的奴仆。但在唐朝，他们的权力，却畸形地膨胀了起来。
这一切，也要“归功”于唐玄宗。安史之乱中，当唐玄宗仓皇出逃时，身边保护他的，除了禁军，就是他最信任的宦官高力士。而他的儿子唐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身边最信任的，也是宦官李辅国。在那种兵荒马乱、谁都不可信的岁月里，只有这些与皇帝朝夕相处、没有家庭牵绊的“家奴”，才被认为是“最忠诚”的。
于是，在平定叛乱之后，宦官，开始被委以重任。他们不仅可以出入宫廷，传达诏令，甚至开始掌握一项最可怕的权力——统领禁军。
唐朝的中央禁军，被称为“神策军”。自唐肃宗之后，这支保卫首都、保卫皇帝的最核心的军事力量，其最高统帅，竟然长期由宦官担任。这就意味着，皇帝的生杀予夺，完全掌握在了宦官的手中。
手握“枪杆子”的宦官，自然就想染指“印把子”。他们开始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便利，干预朝政，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朝中的大臣，如果不依附于某个有权势的大太监，就很难生存下去。到了后来，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来决定。唐朝后期的九位皇帝，竟然有七位，是由宦官拥立的。
皇帝，成为了宦官手中的“傀儡”；朝廷，则变成了宦官与朝臣，进行党同伐异、残酷斗争的角斗场。大量的国家精力，都内耗在了这些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
藩镇，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和版图；宦官，则败坏了帝国的政治和纲纪。一个在外的“明枪”，一个在内的“暗箭”，共同将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一步步地，推向了慢性死亡的深渊。
公元8世纪，就这样，在东方帝国的阵痛，和西方帝国的重生之中，缓缓地，落下了帷幕。
请看下集——大事年表公元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