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1年，亚美尼亚高原，曼齐刻尔特。
两支大军在这里相遇。一方，是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亲率的帝国主力，军容严整，旌旗蔽日；另一方，则是塞尔柱帝国的第二任苏丹，“勇狮”阿尔普·阿尔斯兰和他那支身经百战的突厥骑兵。
拜占庭皇帝迫切地需要一场胜利。他要将这些刚刚占领了帝国东部领土的突厥人，彻底赶出去，以重振巴西尔二世之后的帝国雄风。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比保加利亚人狡猾百倍的对手。
阿尔斯兰的突厥骑兵，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轻骑兵。他们像草原上的狼群，行踪飘忽，战术灵活。他们从不与拜占庭的重步兵方阵进行正面硬撼，而是采用一种后来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战术——“帕提亚回马箭”。他们佯装败退，引诱敌人追击，在追击中，骑手们会突然在马背上转过身来，向身后的追兵射出致命的箭雨。
拜占庭的军队，就在这反复的骚扰和拉扯中，被拖得筋疲力尽，阵型也开始散乱。黄昏时分，阿尔斯兰抓住了战机，发起了总攻。拜占庭军队一败涂地，更具灾难性的是，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本人，在混战中被俘。
一位拜占庭皇帝，竟然成了“异教徒”的阶下囚。这个消息，如同一场剧烈的地震，撼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曼齐刻尔特战役，成为了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决定性转折点。它的大门，被彻底踹开了。在随后的几年里，整个小亚细亚——帝国最重要的人口、兵员和粮食基地——几乎全部沦陷，变成了突厥人的牧马之地。
拜占庭，这个曾经守护欧洲东大门长达七个世纪的伟大帝国，已经命悬一线。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位新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他知道，仅凭帝国残存的力量，已经无法收复失地。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也无比屈辱的决定。他派遣使者，前往罗马，向那个在五十年前与他们互相诅咒、分道扬镳的“兄弟”——罗马教皇，请求援助。
阿莱克修斯的请求，其实很卑微。他希望教皇能帮助他，招募一些西欧的骑士，作为雇佣兵，来帮助他对抗塞尔柱人。
然而，当这份求援信，送到了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手中时，这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看到的，却远不止一次简单的军事雇佣。他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个可以一举三得的、实现他所有政治抱负的黄金机会。
第一，他可以借此机会，将西欧那些精力过剩、整日私斗不休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们，引向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这样，既能实现欧洲内部的和平（也就是教会长期倡导的“上帝的和平”运动），又能将这些桀骜不驯的军事力量，置于教会的旗帜之下。
第二，他可以借此机会，实现一个任何前任教皇都未曾完成的伟业——收复圣地耶路撒冷。这座耶稣受难与复活的城市，已经在穆斯林的统治下长达四个半世纪。如果能将其夺回，教皇的威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可以借此机会，弥合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通过“拯救”危难中的东方教会，罗马教皇将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将不得不向他臣服。
于是，一场原本只是请求雇佣兵的呼吁，在乌尔班二世的脑中，被放大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圣战”。
公元1095年11月27日，法国，克莱蒙。
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乌尔班二世召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宗教会议。成千上万的教士、贵族、骑士和平民，从四面八方赶来，黑压压地站满了整个会场。
乌尔班二世走上高台，用他那极富煽动性的声音，发表了基督教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演说。
他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东方基督徒正在遭受的“苦难”；他添油加醋地描绘了圣墓是如何被“异教徒”玷污；他义正辞严地谴责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暴行”。然后，他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台下那些整日为了蝇头小利而互相厮杀的骑士们：
“你们这些基督的战士们啊！停止那些无休止的私斗吧！不要再把你们的刀剑，挥向你们的兄弟！去东方吧！那里，才是你们建功立业的地方！那片流着奶与蜜的土地，正在等待着你们去解放！”
最后，他举起手臂，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号召：
“无论何人，为了上帝，参加这场远征，他过去所犯下的一切罪孽，都将得到赦免！……不要犹豫，不要迟延，踏上征途，以上帝的名义，去夺回本该属于我们的土地！”
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喊，一个声音，接着又一个声音，最终汇成了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
“Deus Vult! Deus Vult!” （上帝所愿！上帝所愿！）
整个西欧，都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宗教狂热，点燃了。无数的农民、市民、骑士、贵族，在他们的衣服上，缝上了一个红色的十字，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
一场持续两个世纪的、深刻改变了东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字军东征，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整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即将被卷入这场空前的宗教战争的漩涡时，在遥远的东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却正经历着一场属于它自己的、同样深刻的内部变革。在那里，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上帝的意愿，而是武士手中的刀。
请看下集——日本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