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看到了开罗的建立，一座象征着新生、希望与挑战的“胜利之城”。现在，让我们跟随着历史的轨迹，回到被它挑战的那个旧中心，那个法蒂玛王朝的宿敌——巴格达，去看一看那里的哈里发，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命运。
巴格达，这座由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倾尽帝国之力建造的“和平之城”，在10世纪中叶，依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没有之一。它的圆形城墙，它的宫殿，它的图书馆和市场，依然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骄傲。然而，在这副金碧辉煌的躯壳之下，帝国的灵魂早已腐朽。
此时的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是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信士们的长官”，是真主在人间的影子。但实际上，他更像是一只被关在黄金囚笼里的金丝雀。他真正的权力，不出巴格达的宫墙。他甚至没有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其人身安全，完全依赖于反复无常的突厥雇佣兵。这些骄兵悍将，今天可以为你效力，明天就可以为你另立新主，甚至一言不合就冲进宫殿，将高高在上的哈里发拖下来刺瞎双眼。
在这样的乱局中，任何有野心的军事强人，都会把巴格达看作一个诱人的猎物。而这一次，盯上它的，是来自波斯德拉米山区的白益三兄弟。
与法蒂玛王朝不同，白益家族并非什么名门望族。他们是德拉米山区的什叶派雇佣兵，是乱世中凭借刀剑和勇气，从底层杀出来的一群“雄鹰”。三兄弟阿里、哈桑和艾哈迈德，在阿拔斯帝国中央权力崩溃的废墟上，攻城略地，到10世纪40年代，已经控制了整个波斯西部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公元945年，三兄弟中最小的艾哈迈德，率领着他的德拉米战士，兵临巴格达城下。
城内的哈里发穆斯塔克菲，非但没有组织抵抗，反而将艾哈迈德看作了救星。他天真地以为，这位新的强者，能将他从飞扬跋扈的突厥禁卫军手中“解放”出来。他大开城门，将艾哈迈德迎入巴格达，并册封他为“大埃米尔”（意为“总司令”或“总督”），将帝国所有的行政和军事大权，都授予了他。
然而，哈里发很快就发现，他只是“才出狼穴，又入虎口”。
艾哈迈德·伊本·白益，这位精明而冷酷的军事家，根本无意扮演什么“解放者”。在获得大权的短短一个月后，他就找了个借口，冲入宫殿，废黜了哈里发穆斯塔克菲，并残忍地刺瞎了他的双眼。随后，他从阿拔斯家族中，另立了一个更听话的傀儡作为新哈里发。
从此，巴格达的哈里发，彻底沦为了白益王朝的囚徒。他们被剥夺了所有世俗权力，其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白益王朝在宗教法理上的合法性。白益家族虽然是什叶派，但他们很聪明地没有废黜逊尼派的哈里发，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么做，他们就会成为整个逊尼派世界的公敌。于是，一个奇怪的共生关系形成了：什叶派的军事独裁者，豢养着一位逊尼派的宗教领袖。
哈里发就像一件华美的法器，在需要的时候，被白益王朝的统治者从宫殿里请出来，盖个章，出席个仪式，以向外界证明，他们依然是“哈里发的保护者”。而在其他时候，这位“信士们的长官”，只能在深宫之中，咀嚼着无尽的屈辱与悲哀。
然而，一座城市的伟大，仅仅由其统治者的权力来定义吗？
就在巴格达的政治陷入最深沉的黑暗之时，人类思想的火炬，却在这里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就在白益家族进入巴格达的几年后（公元950年），一位被后世尊为伊斯兰世界“第二导师”（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哲学家——法拉比，在流亡的旅途中与世长辞。
法拉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希腊理性哲学与伊斯兰一神教信仰的伟大“焊接”。他痴迷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并试图证明，一个最完美的国家，其统治者，既应该是柏拉图口中的“哲学王”，也应该是伊斯兰教义中的“先知”。这位“哲学王-先知”，通过理性获得真理，再通过神启（想象力）将真理传递给大众。法拉比用这套理论，为伊斯兰世界的君主们提供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执政合法性，也为后世所有的伊斯兰哲学家，提供了一整套沿用上百年的思辨工具和词汇。可以说，没有法拉比这位“第二导师”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铺平道路，就不会有下一个世纪更伟大的思想巨匠。
法拉比的去世，像是一颗巨星的陨落。但我们把历史的目光，从巴格达投向波斯东部的萨曼王朝，就会发现，另一颗更耀眼的巨星，正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公元980年，在布哈拉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名叫伊本·西那的婴儿出生了。他的另一个名字——阿维森纳，将在几十年后，响彻整个世界。他将成为集哲学家、医生、科学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
肉体的囚笼，终究关不住精神的翅膀。一个帝国的政治黄昏，有时，恰恰是思想的黎明。当巴格达的哈里发在阴影中哭泣时，文明的火种，正在别处，被小心翼翼地传承，并准备在下一个世纪，燃烧出更耀眼的光芒。
当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陷入“碎裂”与“囚禁”之时，在它的西方，那个同样古老的罗马帝国，又是否凤凰涅槃，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呢？
请看下集——紫色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