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8日，日本江户湾。
几艘巨大的黑色船只，在没有帆的情况下，冒着滚滚浓烟，逆流而上，缓缓驶入海湾。它们就像几座漂浮在海上的火山，巨大、漆黑、充满了不祥的力量。
岸边的日本渔民和武士们惊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船只，更无法理解这种不靠风力就能航行的怪物。恐慌迅速蔓延，整个江户城（今东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人们把这些船称为“黑船”。
“黑船”的指挥官，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他带着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国书，要求日本打开国门，与美国通商，并为美国的捕鲸船提供补给。
他的要求并不算过分，但他的方式却极具压迫感。
佩里没有像过去的西方使者那样，在长崎那个小小的出岛港口苦苦等待。他直接闯入了日本的政治心脏——江户湾，并在幕府官员面前，毫不掩饰地展示着他那强大的武力。他命令手下的士兵进行军事演习，并向天鸣放空炮。那沉闷而有力的炮声，清晰地向日本人传递了一个信息：要么开国，要么开战。
这让统治日本长达两百五十多年的德川幕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方面，幕府深知自己根本无力抵抗。日本的海岸线上，只有一些老旧的炮台和装备着火绳枪的武士。而“黑船”上装备的，是最新式的“培克沁”开花炮弹，一发就能将一座炮台夷为平地。
但另一方面，如果轻易屈服，幕府的权威将荡然无存。“锁国”是德川家康定下的祖宗之法，是幕府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一旦打破，那些对幕府心怀不满的强大外样大名（地方诸侯），必然会借机发难。
在犹豫和恐惧中，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将美国总统的国书分发给全国所有的大名，甚至呈报给了远在京都、早已没有实权的天皇，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个看似民主的举动，在实际上，却暴露了幕府的虚弱。它等于在向全日本宣告：我，幕府，已经无法独自决定国家的命运了。
这一下，日本炸开了锅。
以水户藩为首的“攘夷派”大名们，纷纷上书，痛斥幕府的软弱，主张“决一死战”，捍卫国体。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为首的“开国派”则认为，日本目前实力不济，不如暂时妥协，争取时间，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再做打算。
就在日本国内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佩里回来了。这一次，他带来了更多的“黑船”。
1854年3月31日，在绝对的武力威慑下，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
这份条约本身，相比于十年后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要温和得多。它没有割地，没有赔款。但它对日本造成的心理冲击，却远超《南京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因为，日本人从这几艘黑色的蒸汽船上，看到了一种纯粹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与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中、把西方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清朝士大夫不同，日本的武士阶层，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强者的敬畏和学习欲望。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武士刀在坚船利炮面前毫无用处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或鄙视，而是恐惧和思考：为什么他们这么强？我们如何才能变得和他们一样强？
“黑船来航”事件，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打开了日本人的思想枷锁。
很快，“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在日本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变成了全国上下的集体行动。“尊王攘夷”的口号响彻全国，无数中下级武士（志士）开始奔走呼号，暗杀幕府高官和外国人。
他们的目标看似矛盾：他们一边高喊“攘夷”，一边却在疯狂地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和政治制度。他们不是真的要“驱逐”这些“蛮夷”，而是要通过学习“蛮夷”的长处，来推翻腐朽的幕府，建立一个由天皇领导的、强大的新日本。
当中国还在太平天国的血海中挣扎，当咸丰皇帝还在为如何修复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而烦恼时，日本，这个曾经在文化上完全仰视中国的学生，已经悄悄地转过身，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追赶那个曾经把它吓破胆的西方老师。
而在克里米亚的战场上，一场真刀真枪的工业化战争，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国家如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将会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请看下集——提灯女神与骑兵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