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华尔街。
这个日子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早晨还是百万富翁的人，到了下午就变成了身无分文的乞丐。在纽交所大楼外，据说能听到连绵不绝的枪声——那是绝望的投机者在吞枪自杀。虽然这可能是夸张的都市传说，但那种末日般的恐慌却是真实的。
道琼斯指数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垂直坠落。这不仅仅是股票的暴跌，这是自由资本主义信仰的崩塌。
在之前的十年，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那是爵士乐、摩登女郎（Flappers）、私酒和福特汽车的狂欢时代。美国人相信他们找到了一台永动机：大规模生产带来高工资，高工资带来高消费，高消费刺激更大规模的生产。柯立芝总统自信地宣称：“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
但这个逻辑有一个致命的bug：**生产过剩**。
福特的流水线太高效了，商品像洪水一样涌出来，而工人的工资虽然涨了，却赶不上商品增加的速度。当每一个有能力买车的美国家庭都买了一辆T型车后，剩下的车卖给谁？
为了维持繁荣的假象，华尔街发明了“分期付款”和“信用消费”。大家都在借钱买东西，借钱炒股。整个经济大厦建立在债务的沙滩上。
现在，潮水退了。
危机像瘟疫一样，顺着金本位的血管瞬间传遍了全世界。美国银行为了自保，疯狂抽回在欧洲的贷款。这一下，把刚刚还在靠输血维持的德国经济直接抽干了。
如果你想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不需要去读但丁的《神曲》，只需要看看1930年代的世界。
在美国，四分之一的人失业。曾经的中产阶级排着长队去领救济汤，或者住在用铁皮和纸板搭成的“胡佛村”里。在中西部的农场，牛奶被倒进臭水沟，猪被枪杀掩埋，因为价格太低，运费比售价还贵。而与此同时，城市里的人在饿死。
这就是资本主义最荒谬的一幕：**在牛奶成河的地方饿死人**。看不见的手失灵了，它不仅没有自动调节市场，反而把人类掐得喘不过气来。
在绝望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救世主。
自由主义既然破产了，那么剩下的选项似乎只有两个：向左转，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向右转，是极权主义的法西斯。
苏联在这一时期竟然奇迹般地置身事外，甚至在大搞五年计划，工业产值飙升。这让无数西方知识分子对莫斯科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但在欧洲的心脏，另一种更黑暗、更具诱惑力的力量正在崛起。
德国，魏玛共和国。
这里的惨状比美国更甚。凡尔赛和约的巨额赔款已经压弯了这个国家的脊梁，大萧条又踢断了它的膝盖。600万德国人失业。通货膨胀让钱变成了废纸。德国人感到被世界抛弃了，羞辱、饥饿、愤怒交织在一起。
这时候，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人站了出来。
阿道夫·希特勒，这位曾经的落魄画家，展现了他作为恶魔天才的一面。他没有像经济学家那样去分析供需曲线，而是直接诉诸于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仇恨与自尊**。
他对德国人说：你们的苦难不是因为经济规律，而是因为敌人的阴谋！是犹太银行家的贪婪，是凡尔赛和约的压迫，是布尔什维克的破坏！
他给出的药方简单而粗暴：**国家社会主义（纳粹）**。
你要面包？我给你工作（修高速公路、造坦克）。
你要尊严？我给你雅利安人的优越感。
你要秩序？我给你党卫军的皮靴。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这并非完全是通过政变，而是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德国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工程师、家庭主妇——在一片狂热中，亲手把民主的权杖交给了独裁者。
纳粹上台后，德国确实“奇迹般”地复苏了。希特勒通过举债搞基建和重整军备，迅速消灭了失业。当高速公路（Autobahn）在德意志大地上延伸，当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设计图纸摆上案头，当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划过长空时，德国人沸腾了。
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阶梯，殊不知那是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另一个法西斯怪胎正在成型。
日本。大萧条同样重创了这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丝绸出口暴跌，农民甚至被迫卖女儿。日本军部认为，要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外扩张，夺取资源和市场。
“满蒙是帝国的生命线。”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郊柳条湖。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
九一八事变爆发。
面对侵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做出了一个令后世痛心的决定：“不抵抗”。他寄希望于那个所谓的“国际公理”，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
结果，国联派出了一个李顿调查团，慢吞吞地游山玩水了一圈，写了一份不痛不痒的报告。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会场上冷笑一声，宣布日本退出国联，然后扬长而去。
几十万东北军撤入关内，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日本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相当于三个日本本土面积的富饶土地。
这一刻，丛林法则被赤裸裸地摆上了台面。什么凡尔赛体系，什么华盛顿体系，什么非战公约，在刺刀和坦克面前，统统变成了废纸。
世界开始滑向深渊。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正在做着恢复罗马帝国的美梦，入侵埃塞俄比亚。在西班牙，弗朗哥在德意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把格尔尼卡炸成了废墟。
而在美国，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在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拯救资本主义。
1933年，罗斯福上台。他推出了“新政”（New Deal）。与希特勒的“战争凯恩斯主义”不同，罗斯福试图在保留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国家干预。
他让政府雇佣失业者去修水坝（田纳西水利工程）、修公园、画壁画。他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让老人和穷人有饭吃。他签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贪婪的商业银行关进笼子。
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自由主义。它证明了，不需要变成法西斯，不需要发动战争，国家也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危机。
但是，罗斯福救不了世界。
此时的欧洲和亚洲，已经被法西斯的狂热所绑架。德国的工厂正在日夜不停地生产坦克，日本的船坞里正在下水航空母舰。整个世界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列车，向着悬崖狂奔。
在中国的南方，另一支力量正在绝境中挣扎。中国共产党，这个在五四运动后诞生的政党，此时正面临着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剿。他们被迫放弃了根据地，开始了一场前途未卜的战略转移。
这就是漫漫长征。
如果说大萧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脆弱，法西斯展示了极权主义的疯狂，那么长征将展示人类意志的极限。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撤退，这是一次组织的淬火，一次精神的涅槃。
请看下集——漫漫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