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10月21日（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日本美浓国，关原盆地。
清晨，一场浓得化不开的深秋大雾，笼罩了这片狭小的谷地。雾气中，隐隐传来战马的嘶鸣、铠甲的摩擦声和十几万男人的呼吸声。这里聚集了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东军，由那个绰号“老乌龟”的德川家康率领；西军，名义上的总大将是毛利辉元，但实际的指挥者，是丰臣秀吉曾经的行政长官、以顽固和忠诚著称的石田三成。
这一天，后来被日本人称为“决定天下的一战”。
对于已经58岁的德川家康来说，这一天他等了太久。他是战国时代的“活化石”，他给织田信长当过盟友，给丰臣秀吉当过臣下。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忍耐的史诗。杜鹃不叫，信长会杀了它，秀吉会逗它叫，而家康，会等着它叫。现在，信长死了，秀吉也死了，那只杜鹃，终于要对着他叫了。
上午八点，晨雾稍散，战斗打响。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冲锋开始了。井伊直政的赤备骑兵，像红色的火焰一样冲入敌阵；岛左近的步兵队，则像岩石一样死死守住防线。火绳枪的爆裂声响彻山谷。从场面上看，西军占据了地利，兵力也略占优势，石田三成在中军挥舞着令旗，自信满满。
然而，这场战争的胜负，早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在谈判桌和密室里决定了。
家康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战场南面的松尾山。那里驻扎着一万五千名大军，他们的指挥官，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年仅19岁的小早川秀秋。在战前的部署中，他是西军的关键一翼。但家康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意志，就像秋天的芦苇一样动摇不定。家康早已派人向他许下了重诺，但直到现在，松尾山上的旗帜，依然纹丝不动。
小早川秀秋在犹豫。他看着山下厮杀的两军，内心在“义理”和“利益”之间激烈交战。如果帮石田三成，他是丰臣家的忠臣；如果帮德川家康，他能保住甚至扩大领地。
中午时分，战局陷入胶着。家康失去了耐心。他做出了一个在常规军事逻辑下极其疯狂的举动：他命令手下的火枪队，调转枪口，对着松尾山上的小早川秀秋阵地，进行了一轮威慑性的齐射。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问铁炮”。家康在问：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这一轮枪声，击碎了小早川秀秋最后的心理防线。恐惧压倒了犹豫，利益战胜了忠诚。他拔出战刀，大喊一声：“我们的敌人是石田三成！”
松尾山上的一万五千大军，如决堤的洪水般冲下山坡，不是冲向德川军，而是狠狠地撞向了西军大谷吉继的侧翼。这一击是致命的。西军的防线瞬间崩溃，连锁反应导致了全军的瓦解。石田三成败了，他败给的不是战术，而是人心。
关原之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它标志着日本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国乱世，彻底终结。
三年后，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他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建立了幕府。为了确保这个刚刚统一的国家不再分裂，这位深谙人性的老政治家，设计出了一套堪称天才的控制系统——“幕藩体制”。
这套体制的核心，是一项被称为“参交代”的制度。
幕府规定，全国所有的大名（领主），每隔一年，必须到江户居住一年，次年才能回自己的领地。而大名的正室妻子和继承人，则必须作为人质，长期居住在江户，不得离开半步。
这看似只是一种人质制度，但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经济算计。想象一下，一个大名，要带着数百甚至数千人的随从，浩浩荡荡地跨越半个日本，前往江户。这笔差旅费是天文数字。到了江户后，为了维持体面，还要修建豪华的宅邸，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一来一回，再加上在江户的开销，往往会耗尽大名领地上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
被掏空了钱包的大名，哪里还有钱去招兵买马、铸造大炮、发动叛乱？
于是，日本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被“阉割”了野心的和平时代。武士们的刀剑生锈了，他们逐渐从战士，变成了拿着固定工资的行政官僚。火枪这种危险的技术，被幕府有意地压制和遗忘。整个国家关上了大门，独自在太平洋的角落里，享受着一种虽然沉闷、但却极其稳定的“太平盛世”。
然而，就在德川家康在江户城里，精心编织着这套封闭而稳定的秩序网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正在做着一件截然相反的事。他们没有关上大门，而是造出了更大的船，驶向了更远的海。他们不追求稳定，而是追求风险背后的暴利。
1602年，也就是关原之战的两年后，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一家名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机构。它即将发行一种叫做“股票”的东西。
请看下集——第一支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