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那位在西苑的炼丹炉后，统治了帝国近半个世纪的神秘皇帝，终于在他对长生的无限渴望中，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他那被丹药和纵欲掏空了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他那颗猜忌、冷酷而又无比强大的心脏。
当嘉靖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时，整个帝国，似乎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漫长的统治，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一片残破的东南沿海，一个腐败横行的官僚体系，以及“南倭北虏”这个看似无解的死局。
他的儿子，裕王朱载坖，平平稳稳地继承了皇位，是为隆庆皇帝。这位新皇帝，和他那天才而刻薄的父亲，完全是两种人。他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懦弱，对政治既没有强烈的兴趣，也没有过人的天赋。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享受生活上。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一位“平庸”的君主，有时反而能给一个积弊已久的帝国，带来一丝喘息之机。正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不作为”，那些在嘉靖朝被压抑了数十年的、务实的、渴望改革的官员们，终于获得了施展手脚的空间。
他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倭寇”。帝国已经投入了天文数字般的军费，调动了数十万大军，与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游击队”，缠斗了几十年。虽然在戚继光等名将的努力下，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被暂时平息，但零星的骚扰，从未断绝。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只要那道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还在，倭寇的根，就永远也铲除不了。
就在隆庆登基的第二年（1567年），时任福建巡抚的涂泽民，向朝廷上了一道石破天惊的奏疏。这道奏疏，没有长篇大论地去引用圣贤经典，而是用最直白、最大胆的语言，指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说破的真相。
他写道：所谓的“倭寇”，其根源，并非来自日本，而在于我们自己。那些亡命之徒，“皆我闽人，非真倭也”。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成为海盗，是因为朝廷断了他们的生路。对于这些“以海为生”的百姓来说，海洋，就是他们的土地和农田。“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死了这么多人，结果呢？海上的走私贸易，从未有一天停止过，只是所有的利润，都落入了私人和海盗的口袋，国家却一分钱也拿不到。
最后，他提出了那个振聋发聩的解决方案：“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与其花费巨万去“剿”，不如开海收税，变“贼”为“民”。
这番言论，在当时，无疑是极其大胆的。它挑战了自朱元璋以来，立国二百年的基本国策。立刻，朝廷里那些以清流自居的保守派官员，就炸开了锅。他们痛心疾首地指责涂泽民，说他这是“以商贾为国本”，是置圣贤教诲于不顾，是用金钱来腐化人心，是“开门揖盗”。
然而，这一次，务实派的声音，压倒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以新任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大臣们，看着空空如也的国库和堆积如山的军费账单，选择了支持涂泽民。最终，在隆庆皇帝默许下，一个妥协性的方案出台了：
大明王朝，依然禁止所有私人船只出海。但是，在福建漳州府的海澄县月港，这个偏僻的小港口，设立“督饷馆”，允许本地商人，在向政府申请许可、缴纳税银之后，出海前往东洋、西洋进行贸易。
史称“隆庆开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开放，有一个严格的禁令：绝对不许前往日本。这既是出于对“真倭”的警惕，也是一种“天朝上国”的政治姿态。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只要船一出海，它要去哪里，就没人管得着了。大量的中国商船，依然通过菲律宾的马尼拉，与日本商人进行着活跃的三角贸易。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小口子，仿佛在一瞬间，撬动了整个世界的财富杠杆。
月港，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小渔村，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吞吐着巨额财富的“世界级港口”。无数悬挂着龙旗的巨型帆船，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和蔗糖，从这里扬帆出海；又有无数的船只，从马尼拉、从东南亚各地，满载着香料、珍奇货物，以及最最重要的一样东西——白银，回到这里。
西班牙银元，那种铸造精良、印着“赫拉克勒斯双柱”的“本洋”，成了中国东南沿海最受欢迎的硬通货。据估计，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期，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终都流入了中国。而月港，就是这个巨大的“白银吸尘器”最主要的吸口。
“隆庆开关”，其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它标志着，在经历了二百年的闭关锁国和自我孤立之后，明王朝的统治者，终于以官方的形式，默认了海洋的价值。他们不再将大海，仅仅视为一个需要防范的、产生“盗贼”的危险地带，而是承认了它是一个可以带来巨额财富的宝库。
这股合法化的、源源不断的白银洪流，像一场期盼已久的甘霖，滋润了明帝国几近干涸的财政。它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注入了新的、也是在当时最重要的一种血液。
正是靠着这股新注入的血液，一位被后世称为“铁血宰相”的男人，才获得了足够的底气，去发动一场企图为这个老大帝国续命的、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革。
请看下集——独裁者的手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