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瑞金。秋雨绵绵。
一支八万六千人的队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们经营了数年的红色首都。他们丢弃了重炮，带上了坛坛罐罐，像搬家一样向西撤退。没人知道要去哪里，也没人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这就是长征的开始。在当时，它被称作“战略转移”，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大溃败。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成功了。他吸取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不再搞什么长驱直入，而是采纳了德国顾问冯·塞克特（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碉堡战术”。步步为营，修碉堡，封锁经济，把苏区像铁桶一样围死。
面对这种工业化的绞杀战，中共临时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德国顾问）——却选择了最愚蠢的打法：阵地战。用乞丐的装备去跟龙王比宝。结果可想而知，红军拼光了老本，被迫出走。
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
这是一条用鲜血铺成的路。湘江战役，红军在国民党重兵的夹击下强渡湘江，八万六千人打得只剩下三万。江水为之尽赤。那一刻，这支队伍濒临覆灭。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大家都在问：红旗还能打多久？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1935年1月，贵州遵义。
在一个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召开了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没有教科书上写的那么温文尔雅，而是充满了激烈的争吵和批评。
毛泽东，这位被边缘化了很久的湖南人，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他没有谈什么高深的马列理论，而是只谈怎么打仗，怎么活下去。他的逻辑简单而硬核：既然我们弱，就不能硬碰硬，要走，要绕，要穿插，要“运动战”。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成人礼”。这个党终于摆脱了对共产国际（莫斯科）的盲目迷信，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此，红军变了。
如果说之前的红军是一条被赶得东奔西跑的狼，那么之后的红军就变成了一条在山川间灵动穿梭的龙。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他在赤水河上来回渡了四次，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调动得团团转，最后跳出了包围圈。
但这依然是一场苦难的行军。
雪山、草地、饥饿、寒冷。红军战士们吃皮带，喝马尿。在过草地时，许多战士背靠背坐着休息，第二天早上就再也没有醒来。
然而，正是这种地狱般的磨炼，完成了一种可怕的“自然选择”。
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身体不强壮的人、投机分子，都被淘汰了。剩下来的几千人，是精华中的精华，是钢铁做的人。他们不仅有着极高的军事素养，更有着宗教般的信仰。
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拥有当时中国其他军队——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不具备的“组织黑科技”。
“支部建在连上”。
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三湾改编时的发明，在长征中被发扬光大。党组织直接扎根到最基层的连队。国民党的连长死了，连队可能就散了；红军的连长死了，指导员顶上；指导员死了，班里的党小组长顶上。只要还有一个党员，这支部队就有灵魂，就不会散。
这种超强的组织凝聚力，使得红军虽然衣衫褴褛，虽然装备像叫花子，但在精神层面，却是一支最现代化的军队。
当1935年10月，满面尘灰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他们只剩下不到七千人。
蒋介石在南京嘲笑这只是一群“流寇”。但他看错了。这七千人不是流寇，而是种子。每一个人放出去，都能拉起一个团，都能独当一面。他们是未来新中国的骨架。
就在红军长征的同时，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急剧恶化。
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占领了东北还不够，他们又把手伸向了华北。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北平的大学生们坐不住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二·九运动爆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蒋介石此时陷入了两难。
他一直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他看来，日本是皮肤病，中共是心腹大患。他想利用日本的压力，逼迫各路军阀听命，先剿灭红军，积蓄实力，等国防建设搞得差不多了，再跟日本摊牌。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个策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军队派系林立，确实打不过日本。蒋介石引进了德国顾问团，购买德式装备，修筑国防工事，甚至在搞“新生活运动”试图重塑国民精神。这被称为“黄金十年”的尾声。
但是，历史不给他时间了。
日本人的步步紧逼，让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而红军打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更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
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兵谏”。他们在凌晨突袭了蒋介石的驻地华清池，把这位委员长从被窝里抓了出来，扣押在骊山。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全世界都以为蒋介石必死无疑。斯大林甚至发来电报，担心杀了蒋介石会让中国陷入内乱，有利于日本。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共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飞赴西安，不是去公审蒋介石，而是去救他，去劝他抗日。
经过复杂的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急转弯。它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从此，红军摘掉了头上的红星，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徽，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但那颗红色的心脏，依然在跳动。
而在遥远的欧洲，战争的阴云也已经积聚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1936年，希特勒冒险把军队开进了莱茵非军事区。英法虽然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却选择了沉默。希特勒赌赢了，他看穿了英法领导人的软弱和对战争的恐惧。
接着是1938年的慕尼黑阴谋。英法为了祸水东引，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了德国。英国首相张伯伦挥舞着那一纸协定，得意洋洋地说：“我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
这简直是20世纪最大的笑话。
张伯伦不知道，他带回的不是和平，而是给恶魔的一张通行证。希特勒的坦克已经加满了油，他的斯图卡轰炸机已经挂好了炸弹。
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闪电战”（Blitzkrieg）——正在德军总参谋部的沙盘上推演成熟。它将彻底颠覆一战那种呆板的堑壕战，把人类带入一个速度与钢铁的死亡竞赛。
1939年的夏天，空气中充满了硫磺的味道。无论是在波兰的平原，还是在中国的青纱帐，死神都在磨刀霍霍。
请看下集——闪电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