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06章 动荡的群岛
历史的演进，并非总是平滑的线性。有时，它会像地壳板块一样，在长期的能量积蓄后，于某个瞬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剧烈的、共振式的断裂。196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这一年，从巴黎到布拉格，从东京到芝加哥，从北京到墨西哥城，整个世界仿佛被一种共同的、狂热的痉挛所攫住。一场席卷全球的叛逆风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同时爆发了。
这并非一场统一协调的革命，而更像是一片“动荡的群岛”。每一座“岛屿”上的抗争，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诉求，但它们之间，又通过一种时代精神的电波，相互感应，相互呼应，共同谱写了一曲献给旧秩序的叛逆长歌。
在巴黎，五月的风暴由索邦大学的学生们点燃。他们占领校园，在墙上涂满富有想象力的口号——“在鹅卵石下面，是海滩！”“禁止一切禁止！”。这场学生运动迅速蔓延，并与一千万法国工人的总罢工合流，一度将整个国家推向瘫痪的边缘，几乎颠覆了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
在美国，反越战运动达到了高潮。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警察与示威者爆发了血腥的巷战。而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相继遇刺，则给这个本已因种族和战争而深度撕裂的社会，蒙上了更深的阴影。
在布拉格，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试图进行一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然而，这场温和的改革，却在8月的深夜，被华约组织的数百辆坦克无情碾碎。它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宣告了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任何偏离莫斯科指令的“自由化”都是痴心妄想。
而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一场更为彻底、也更为复杂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数百万的红卫兵，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以“破四旧、立四新”的名义，向一切传统的权威——无论是学校的老师、工厂的厂长，还是历史的古迹——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这是一场由上而下发动的革命，却释放出了潘多拉魔盒里最狂野的激情与破坏力。
为什么？为什么在1968年这一刻，全球会同步爆发如此剧烈的动荡？
最核心的答案，隐藏在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婴儿潮”一代的身体里。在西方，他们是第一代在电视机的陪伴下长大的人；是第一代从小享受着战后经济奇迹所带来的富足生活，不必再为面包和黄油而担忧的人；也是第一代在避孕药的普及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性自由的人。
他们与经历过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父辈，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父辈们所追求的稳定、秩序、物质享受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是虚伪、压抑和令人窒身。他们渴望一种更真实、更激情、更平等的存在。他们从格瓦拉的游击战、胡志明的抗美斗争，甚至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中，寻找着反抗资本主义体系的浪漫主义灵感。
这是一场针对整个战后秩序的、全方位的文化和精神叛乱。他们反抗学校的僵化教育，反抗消费主义的异化，反抗政府的官僚机器，反抗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尽管这场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并没有在政治上直接颠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政权，但它在文化和思想层面，却留下了一道永久的、深刻的印记。战后建立起来的那个由基督教伦理、传统家庭观和消费主义构成的文化共识，被彻底打破了。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撕裂的后现代时期。
如果说，1968年的骚动，是对战后社会文化秩序的一次猛烈冲击，那么，五年之后的一场危机，则从经济的根基上，彻底终结了这个“黄金时代”。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爆发。为了报复美国在战争中对以色列的紧急军事援助，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由中东产油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即欧佩克），决定向全世界展示他们手中最强大的武器——石油。
10月16日，欧佩克宣布，对所有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紧接着，油价被单方面、强制性地从每桶3美元，暴涨到了近12美元。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政变”。
在此之前，世界的经济秩序，完全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所主导。它们制定规则，掌控技术，享受着来自第三世界的、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和能源。而欧佩克的这次行动，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西方世界的脸上。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资源国家，第一次成功地利用其在关键资源上的垄断地位，反过来扼住了工业国的经济咽喉。
廉价能源的时代，一夜之间，戛然而止。
对于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的西方工业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高速公路上排起长龙的汽车，加油站外“无油可售”的牌子，以及冬季里冰冷的暖气片，成为了发达国家民众最深刻的集体记忆。
但真正的危机，发生在更宏观的经济层面。油价的暴涨，带来了剧烈的通货膨胀。而为了抑制通胀，政府又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导致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一种前所未有的、被经济学家称为“滞胀”（Stagflation）的怪物，降临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这两个在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里本不应同时出现的现象，诡异地并存着，让所有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全部失灵。
从1945年到1973年，长达近三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这个时代的根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保障的稳定金融，是凯恩斯主义所提供的需求管理，更是廉价的石油所驱动的持续增长。而现在，布雷ton森林体系已于1971年因美元与黄金脱钩而瓦解，凯恩斯主义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而廉价石油，则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忆。
1968年的文化反叛，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如同左右两记重拳，共同击倒了战后西方世界的乐观主义。登月所代表的那种“人定胜天”的信念，被加油站前的长队和黯淡的经济数据，无情地嘲弄了。曾经充满自信、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于自由民主和福利国家的西方世界，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和“悲观主义”的弥漫之中。
一个时代结束了。动荡的群岛，最终被经济的冰河所冻结。嬉皮士们剪去长发，穿上西装，回到了他们曾经唾弃的“体制”之中。但他们所撬动的文化裂痕，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而那个由石油危机所开启的经济困局，则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更为彻底的经济思想革命，铺平了道路。当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失灵时，人们开始从故纸堆里，寻找新的、更激进的替代方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幽灵，已经在角落里悄然等待了三十年。一场名为“新自由主义”的风暴，即将在七十年代末，呼啸而至。
与此同时，在中国，那场同样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已接近尾声。在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混乱之后，这个古老的国家，同样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它将如何收拾旧山河，又将以何种姿态，重新融入这个被石油危机深刻改变了的世界？
历史的下一个篇章，即将在链接、泡沫与奇点的前夜，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