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前文所预告的，当东方的中华帝国，正被一场关于“祖宗之法”与“富国强兵”的路线之争撕裂时，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一场关于信仰正统与教会权力的路线之争，也走向了无可挽回的终点。
这场争论，最终将导致一个延续了千年的统一信仰，彻底分裂。这就是公元1054年的东西教会大分裂。
我们必须明白，这场分裂，并非一日之寒。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这两座代表着基督教东西两翼的伟大城市，早已在漫长的岁月中，渐行渐远。
首先，是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在西方，拉丁语是教会和学术的唯一语言，人们的思想方式，深受罗马法和逻辑学的影响，严谨、务实、注重体系；而在东方，希腊语是文明的载体，人们的思维，充满了古典哲学的思辨色彩，神秘、感性、注重灵修。他们读着不同的教父著作，用不同的语言赞美同一个上帝，渐渐地，他们发现，他们对这个上帝的理解，也开始变得不同。
其次，是神学的分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著名的“和子句”（Filioque）之争。古老的《尼西亚信经》中说，“圣灵……由圣父所发”。然而，在公元6-世纪左右，西方的教会为了对抗某种异端，在“由圣父所发”后面，加上了“和子句”，变成了“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在东方教会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认为，西方人擅自篡改了神圣公会议确立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教义，这是对信仰的背叛。而西方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为了更精确地阐述神学，东方人完全是小题大做。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权力的斗争。在罗马教皇看来，他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最高代表，拥有对全世界所有教会的最高管辖权。无论是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还是安条克、耶路撒冷的牧首，都应臣服于他的权威之下。而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看来，他自己才是“新罗马”的最高精神领袖，罗马教皇不过是五大教区之首，享有“同辈中的第一人”的荣誉地位，但绝没有权力凌驾于其他牧首之上。
语言、神学、权力，这三道鸿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酵，终于在11世纪中叶，走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临界点。
公元1053年，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凯鲁拉里乌斯，一位极其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下令关闭了首都所有使用拉丁礼仪的教堂，公开指责西方教会的种种“异端”行为，比如在圣餐中使用无酵饼、神职人员必须独身等等。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同样强硬的罗马教皇利奥九世。1054年春天，他派遣了一个由红衣主教亨伯特带领的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进行“交涉”。
这本是一次解决问题的尝试，却因为双方都派出了性格中最强硬、最不愿妥协的人，而变成了一场灾难。亨伯特傲慢无比，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谈判，而是想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逼迫东方教会臣服。而米海尔则寸步不让，他甚至拒绝接见亨伯特，认为对方的国书是伪造的。
双方的矛盾，在长达数月的互相指责和僵持后，彻底爆发。
1054年7月16日，一个炎热的下午。红衣主教亨伯特，身着华丽的法衣，径直走进了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此时，教堂内正在举行盛大的主日弥撒。在成千上万信徒惊愕的目光中，亨伯特走上祭坛，将一封早已写好的、充满诅咒和谩骂的教皇敕令，重重地拍在了祭坛之上。
这封敕令，宣布将牧首米海尔及其追随者，永远开除教籍，逐出教会。
完成这个戏剧性的动作后，亨伯特高傲地走出教堂，并按照《圣经》中的姿态，跺了跺脚上的尘土，仿佛在说：“我们把这里的尘土也跺掉，与你们再无关系。”
整个君士坦丁堡都沸腾了。市民们被这种前所未有的羞辱激怒了，险些将亨伯特撕成碎片。几天后，牧首米海尔召开紧急宗教会议，针锋相对地宣布，将罗马教皇的使团成员，同样处以“绝罚”，开除教籍。
那一刻，东西方教会之间那根维系了千年的纽带，伴随着两封互相诅咒的敕令，彻底断裂了。
起初，很多人或许还认为，这不过是历史上又一次会随着时间而被遗忘的争吵。但他们错了。这一次，没有任何人愿意妥协，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头。这道信仰的裂痕，最终演变成了一道文明的鸿沟。
从此，天主教世界与东正教世界，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互相敌视，互相竞争，甚至互相残杀。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欧洲，永远地死在了1054年的那个夏天。
当基督教世界在精神上分裂的同时，在世俗的层面，一股全新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在海峡对岸，对英格兰的王位虎视眈眈。他们是维京人的后裔，法兰西的公爵，也是整个欧洲最精锐的战士。他们即将用一场决定性的征服，彻底改变西欧的政治版图。
请看下集——诺曼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