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用繁琐的礼仪和奢华的舞会，将贵族们驯化为宠臣时；在世界的海洋上，一个截然不同的霸权，正在悄然达到它的顶峰。
这个霸主，就是荷兰，这个被海水包围、国土面积比北京城大不了多少的“低地之国”。
17世纪中叶，是荷兰的“黄金时代”。他们没有广阔的领土，没有庞大的人口，也没有“太阳王”那样的绝对君主。他们的国家元首，只是一些穿着黑色衣服、表情严肃的商人。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共和国，却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心脏。
荷兰人，是那个时代的“海上马车夫”。据说，当时全欧洲超过一半的商船，都悬挂着荷兰的红白蓝三色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在于一种丑陋但高效的船——“福禄特”（Fluyt）帆船。
与西班牙和英国那些高大威武、装备了重炮的盖伦帆船不同，“福禄特”帆船的设计，只有一个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它的船肚子又圆又胖，能装载最多的货物；它的船帆设计精巧，只需要很少的船员就能操控。它几乎没什么武装，航速也不快。但它就像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集装箱货轮一样，以其惊人的“性价比”，彻底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
荷兰人成了世界经济的“中间商”。他们不生产什么，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经过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进行中转和再分配。他们把波罗的海的木材和谷物，运到地中海；把法兰西的葡萄酒，卖到英格兰；把东方的香料、瓷器和丝绸，贩运到全欧洲。
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威尼斯和安特卫普，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在这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它发行的银行券，成为了国际贸易中最受欢迎的“世界货币”。
这种金融上的狂热，甚至一度演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泡沫。在1637年，荷兰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投机狂潮——“郁金香狂热”。一株稀有的郁金香球茎，其价格可以超过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栋豪宅。人们像疯了一样，不惜变卖家产，去炒作这种美丽但毫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直到泡沫最终破裂。
这个市民社会的富足和自信，也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上。伟大的画家伦勃朗，在他的名作《夜巡》里，描绘的不是神话中的英雄，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国王，而是一群准备出发去巡逻的、普普通通的城市民兵。而在另一位画家维米尔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阳光静静地照进一个普通市民的家里，一位正在读信的少女，那份安逸与祥和，是17世纪其他任何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都无法想象的。
当然，荷兰的霸权，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在东亚，就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在日本，他们被德川幕府严格限制在长崎港一个名为“出岛”的人工小岛上，像被圈养一样，进行着有限的贸易。
而在中国的台湾岛，他们建立的热兰遮城，则在1662年，被一支来自大陆的军队攻破。这支军队的领袖，是南明最后的将领，被日本人称为“国姓爷”的郑成功。荷兰人被彻底赶出了台湾。
荷兰的霸权，也激起了另一个新兴海洋国家——英国的嫉妒。为了争夺航运和贸易的主导权，从1652年起，双方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虽然荷兰在海战中并不落下风，但这个小国毕竟人口有限，国力单薄，在与英国和法国的长期消耗战中，它的霸权，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就在这些商人和船长们，为了几个百分点的利润和运费，在全世界的海洋上奔波、战斗时；在英格兰的乡下，一个因为躲避伦敦大瘟疫而回家的年轻人，正坐在自家院子的苹果树下，静静地思考着一个更根本、也更宏大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让那颗苹果，直直地落向地面？又是什么力量，让那轮月亮，稳稳地悬在空中，而不掉下来？
请看下集——苹果落下的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