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的主旋律，是战争、屠杀与毁灭。蒙古人的铁蹄，踏碎了无数的城池，终结了无数的王朝。然而，当这场巨大的风暴，因为自身的内战而渐渐平息，当四大汗国，在各自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统治时，一个奇异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副产品，诞生了。
这，就是“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从东亚的太平洋，到东欧的多瑙河，整片广袤的欧亚大陆，被一个单一的、强大的霸权所整合。曾经，被高山、沙漠、以及无数个小国和强盗所阻隔的丝绸之路，现在，变得畅通无阻。因为，整条路，都在同一个主人的屋檐之下。
蒙古人，或许是拙劣的建设者，但他们，却是最高效的管理者。为了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建立了一套遍布整个大陆的、标准化的驿站系统——“站赤”（Yam）。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驿站，备有马匹、食宿和守卫。持有大汗金牌的信使、官员和商人，可以在这个系统里，享受免费、高速、并且绝对安全的服务。据说，一个紧急信使，一天一夜，可以奔驰数百公里。
这个由无数驿站连接起来的网络，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欧亚大陆，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而言，世界，突然变“平”了。一个威尼斯商人，可以带着他的货物，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中国的北京，而无需担心被抢劫，或是被某个小国的国王，征收高额的过路费。
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代，几位传奇旅行家的身影，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他们的旅程，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是来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他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用了四年时间，穿越整个亚洲，最终，来到了元朝上都的宫殿里，见到了那位传奇的君主——忽必烈。马可·波罗，以其聪明和机敏，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并在中国，生活了长达十七年之久。他作为大汗的使者，巡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
当他最终返回欧洲后，他将自己的见闻，口述成了一本奇书——《马可·波罗游记》。在这本书里，他向当时还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描绘了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天堂般的东方帝国。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杭州，有“燃烧的黑色石头”（煤炭），有可以用来买卖的纸片（纸币），有覆盖全国的、高效的邮政系统。欧洲人，被这些东方的奇闻，惊得目瞪口呆。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给他起了一个“百万先生”的绰号，意指他吹了一百万个牛。但这本书，却像一颗石子，在欧洲人的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正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后来的哥伦布等人，去开启那场最终改变了世界的大航海时代。
第二位，是来自法国的教士——鲁不鲁乞。与追求财富的马可·波罗不同，他是一位虔诚的方济各会修士，受法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前往蒙古的都城哈拉和林。他的目的，是去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基督教。他的旅程，比马可·波罗更早，也更加艰苦。他看到了一个还未被“汉化”的、更纯粹的草原帝国。在他的记述里，我们看到了蒙古人那种奇特的、对所有宗教，都一视同仁的“实用主义”态度。他甚至还参加了由蒙哥大汗亲自主持的一场，由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共同参与的宗教辩论会。虽然他没能说服任何人，但他那本客观、详实的游记，却为后人，留下了关于蒙古帝国鼎盛时期，最宝贵的一份人类学报告。
第三位，则是一位“反向的马可·波罗”——拉班·扫马。他是一位出生在元大都（北京）附近的、信奉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汪古部突厥人。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他受统治波斯的伊儿汗国君主阿鲁浑的派遣，作为外交使节，一路向西，访问了欧洲。他的使命，是去说服欧洲的君主们，与伊儿汗国，组成一个“十字军-蒙古”联盟，两面夹击他们共同的敌人——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
这是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反向外交”。这位来自中国的教士，在君士坦丁堡，拜见了拜占庭皇帝；在罗马，与教皇进行了神学探讨；在巴黎和波尔多，他分别与法王“美男子”腓力和英王“长腿”爱德华一世，商议结盟。虽然，这个联盟，最终因为欧洲各国之间的猜忌和利益冲突，而未能实现，但拉班·扫马的旅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在那个时代，一个连接东西方的全球外交网络，已经真实地存在了。
商人、教士、使节……他们在蒙古人所铺设的平坦道路上，自由地穿行。随之而来的，是货物、思想、技术和艺术的空前大交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欧洲；波斯的细密画上，开始出现了来自中国风格的祥云和龙。而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加速传入了西方，并将在未来的数百年里，彻底地，改变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战争形态。
然而，这条畅通无阻的交流之路，也是一条双刃剑。当货物和思想，在上面自由流动时，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也同样，在上面，开始了它们的旅程。一场即将终结这个“蒙古治世”，并给整个旧世界，带来灭顶之灾的巨大瘟疫，正在遥远的东方，悄然酝酿。它，也同样会沿着这条平坦的道路，一路西行。
请看下集——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