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世纪的故事落下帷幕之际，让我们将目光，从长安、巴格达和亚琛这些世界舞台的中心，暂时移开。顺着东海的季风，跟随那些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远渡重洋来到大唐的“遣唐使”的航船，去探访他们的故乡——那个在当时，被中国人称为“倭国”或“扶桑”的神秘岛国。
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会如此虔诚、如此狂热地，学习和模仿着大唐的一切？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潜入它的历史深处，去寻找这个民族精神世界里，最古老的源头。
这个源头，始于神话。根据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他们的国土，是由神创造的；而他们的统治者——天皇，则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第一代神武天皇，从天孙降临的九州，一路“东征”，最终在近畿的大和地区，奠定了统治的基础。从此，“万世一系”的天皇血脉，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象征。这种对血统和神性的强调，也为后世“神道教”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由不同氏族部落组成的联盟国家，都处在一种相对原始的状态。直到公元6世纪，一个巨大的外部变量，彻底改变了它的走向。这个变量，就是佛教。
当佛教，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时，立刻在其统治阶层，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信奉本土神灵的“物部氏”，与支持引入外来信仰的“苏我氏”，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血腥斗争。最终，苏我氏取得了胜利，佛教，也成为了日本认可的官方信仰之一。
而将这次“文明的抉择”，推向顶峰的，是一位传奇人物——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当时推古女天皇的侄子和摄政王。他是一位极具远见和魄力的改革家。他深刻地意识到，日本若想摆脱“蛮荒”，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就必须向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隋唐时期的中华帝国，全面学习。于是，他同时推动了两件大事。
在精神层面，他大力推广佛教，将其作为团结人心、超越氏族纷争的新的精神信仰。在政治层面，他于公元604年，颁布了著名的《十七条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充满了儒家和佛教的道德说教，但其核心，是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思想，试图削弱地方氏族豪强的权力。
圣德太子的改革，为日本的第一次“文明飞跃”，定下了基调。
在他去世后，日本的“唐化运动”，在一次惨痛的军事失败后，被推向了高潮。公元663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与当时的大唐、新罗联军，在白江口，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结果，日本水军，被唐朝的水师，打得全军覆没。史称“白江口之战”。
这场惨败，让日本人，彻底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与大唐帝国之间，那如同天壤之别的国力差距。从此，日本人，收起了所有的傲慢，开始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虚心地向大唐学习。一场自上而下的、更为彻底的改革——“大化改新”，全面展开。
“大化改新”，几乎是唐朝制度的一次“全盘复制”。它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建立起中央政府；模仿唐朝的“租庸调制”，改革税收；模仿唐朝的“均田制”，将土地收归国有……日本，试图通过这次改革，将自己从一个松散的氏族联盟，彻底改造成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
这场“唐化运动”的顶峰，体现在一座城市的建造上。
公元710年，日本将首都，迁往了完全模仿大唐首都长安城而建造的“平城京”（今奈良）。日本历史，也由此，进入了长达八十多年的“奈良时代”。
奈良，就是盛唐气象在东瀛的完美倒影。棋盘格一样的街道，宏伟的寺庙，穿着唐装的贵族，吟诵着汉诗的僧侣……走在奈良的街头，会让人产生一种身在长安的错觉。而奈良时代的文化，也因其浓郁的盛唐风采，而被誉为“天平文化”。其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由圣武天皇下令，倾尽国力建造的东大寺卢舍那大佛。这座巨大的铜佛，其原型，正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那是武则天，按照自己的容貌，所下令开凿的。
然而，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复制。就在日本，这个最虔诚的学生，努力地将自己，变成“小中华”的时候，在它的内部，一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潜流，也正在悄然孕育。
更重要的是，老师，也正在老去。随着我们在主线故事中看到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帝国，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完美偶像，开始褪色。当日本的遣唐使们，再次来到长安，看到的，不再是开元盛世的万丈豪情，而是国破山河在的满目疮痍时，他们的内心，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动摇。
一个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浮现在所有日本精英的心中：我们，还需要继续模仿一个正在衰落的老师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了？
然而，就在东方世界，沉浸在这种“老师与学生”的文化交流之中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场更为直接、也更为血腥的文明碰撞，正在决定着欧洲未来的命运。
请看下集——图尔的铁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