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格兰的贵族们，用一份《大宪章》永远地改变了国王与法律的关系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南宋王朝的君臣们，也在进行一场豪赌。只不过，他们的赌注，不是法理，而是国运；他们的结局，不是妥协，而是血淋淋的悲剧。
自《隆兴和议》以来，宋金之间已经维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这是一种屈辱的、需要用岁币来购买的和平。对于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而言，这种和平既是麻醉剂，也是一根永远扎在心里的刺。“恢复中原”，这四个字，是每一代有志之士的梦想，也是每一个野心家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政治口号。
在十三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将这个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是当朝的头号权臣——韩侂胄。
韩侂胄，出身名门，是北宋名相韩琦的后人，同时也是当朝太皇太后的亲戚。他没有经历过科举考试，他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他在宫廷内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需要一份超越所有前人的不世之功。环顾四周，还有什么比“恢复中原”更具诱惑力呢？
他开始为这场豪赌，精心铺路。首先，他要扫清朝堂上的反对声音。他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打成“伪学”，大批正直而敢于批评的士大夫，被他排挤出朝廷。他需要的，不是冷静的谏言，而是绝对的服从。
接着，他要点燃整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他下令追封那位早已被平反的传奇英雄——岳飞，封其为“鄂王”；同时，他又下令削去早已死去的秦桧的王爵，改其谥号为“谬丑”（意为荒谬丑恶）。这一褒一贬，立刻就为他赢得了民间巨大的声望。人们仿佛看到，一个新的主战派领袖，将要带领他们，洗刷靖康以来的百年国耻。
最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的金国。此时的金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它内有黄河泛滥、财政空虚的困扰，外有蒙古部落在边境不断骚扰的麻烦。在韩侂胄看来，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在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韩侂胄说服了宋宁宗，以“开禧北伐”为名，向金国不宣而战。三路大军，数十万兵马，跨过了宋金之间那条沉寂了四十年的边境线。
战争初期，宋军一度取得了一些进展，收复了几个边境城镇。整个临安城，都沉浸在一种虚假的乐观情绪之中。然而，韩侂胄和他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幕僚们，显然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敌人。
他们以为金国已经是一头病虎，却不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金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宋军的攻势很快就在坚城之下陷入了停滞。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宋军的内部。
在西线的川陕战场，被韩侂胄委以重任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竟然暗中与金国勾结，叛国投敌！他将整个四川的防线，拱手让给了金人，并接受了金国的册封，当上了“蜀王”。吴曦的叛变，如同一把尖刀，从背后捅进了南宋的身体。它使得金军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西线的兵力，全部调往东线的两淮战场。
战局，瞬间逆转。宋军全线溃败，扬州、真州等重镇相继失守，边境的百姓，再次在战火中流离失所。
韩侂胄的“不世之功”，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场“国家级的灾难”。朝野上下的舆论，也从狂热的支持，变成了愤怒的指责。金国在取得军事胜利后，派来了使者，提出了议和的条件。
条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苛刻：增加岁币，割让土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指名道姓的要求——必须交出挑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韩侂胄。
这个要求，让南宋朝廷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但对于韩侂胄的政敌们而言，这却是一个除掉他的绝佳机会。以皇后杨氏和大臣史弥远为首的主和派，开始在暗中密谋。
他们不需要一场公开的审判，那只会让朝廷更加难堪。他们需要的，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暗杀。
1207年11月，一个寒冷的清晨，韩侂胄像往常一样，乘着轿子，准备入宫上朝。当他的轿子，走到宫门外的玉津园夹墙时，一队士兵突然冲了出来，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殿前司的将领夏震。
韩侂胄厉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
夏震冷冷地回答：“奉旨，诛杀国贼！”
韩侂胄还想挣扎，但很快，他就被拖下轿来，活活打死。这位曾经权倾朝野、搅动了整个国家命运的权臣，就这样，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死在了自己人的棍棒之下。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为了满足金国的要求，他的头颅，被从尸体上割下，用石灰腌制后，装在一个木匣子里，送往了金国的都城。南宋，用这种方式，换来了所谓的“嘉定和议”。
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最终，以主帅的人头落地而屈辱收场。它不仅没有收复一寸失地，反而让南宋的国力，在内耗和赔款中，受到了更严重的削弱。韩侂胄的个人悲剧，也成了整个王朝的悲剧。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南宋君臣们费尽心机去应对的敌人金国，在此时，也已经大难临头。在他们看不到的北方，那股由成吉思汗掀起的草原风暴，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很快，它就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将金国和南宋这两个缠斗了百年的老对手，一同卷入毁灭的深渊。
请看下集——西征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