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马背上东征西讨的“战争之王”查理曼。他用铁和血，为法兰克王国，开拓出了一片空前广袤的疆域。然而，如果查理曼仅仅是一个武夫，那他只不过是日耳曼历史上，又一个转瞬即逝的征服者。他之所以能被尊称为“大帝”，能被后世誉为“欧洲之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武功，更是因为，他还有着另一面——一个对文化和知识，充满了渴望的文明守护者。
查理曼，虽然近乎文盲，直到成年，才开始学习写字，而且效果还不怎么好，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事业推动者。
他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能仅仅依靠武力来维系，它更需要一种统一的文化、一种规范的信仰、以及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离不开那些掌握着知识的“读书人”。
于是，就在他南征北战的间隙，一场由他亲手推动的“文化复兴运动”，也正在帝国的核心，悄然展开。
这场运动的中心，不在罗马，也不在巴黎，而在一个位于今天德国与比利时边境的小城——亚琛。
查理曼，非常喜欢亚琛的温泉，他将这里，选定为自己帝国的永久首都。他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新的罗马”。他下令，修建了宏伟的亚琛大教堂和一座华丽的宫殿。为了彰显自己“罗马继承人”的身份，他甚至派人，从意大利的罗马和拉文纳，运来了许多古典时代的大理石柱，来装饰他的教堂。
但查理曼知道，一个“新的罗马”，不能只有宏伟的建筑，更要有智慧的头脑。他像一个贪婪的收藏家，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从欧洲各地，“搜集”最顶尖的学者，来到他的身边。
意大利的语法学家、伦巴第的历史学家、爱尔兰的哲学家……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学识的精英，如同百川归海一般，汇聚到了亚琛的宫廷。而在这群星璀璨的学者之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是一个来自英格兰的教士，名叫阿尔古因。
阿尔古因，来自当时欧洲的另一个文化高地——英格兰的诺森布里亚。就在几十年前，那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可敬的比德”。比德用他的巨著《英吉利教会史》，首次系统性地，采用了从耶稣诞生之年算起的“主后纪年法”（A.D.），为西方历史，确立了一种线性的、以上帝为中心的时间观念。阿尔古因，正是继承了比德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是当时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之一。查理曼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顾问，并委托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建立宫廷学校。
这所学校，不仅教育查理曼自己的子女，也向整个帝国的贵族子弟，敞开大门。阿尔古因，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知识，都纳入了教学体系。他恢复了古罗马的“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中世纪的大学课程，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阿尔古因的主持下，一场规模浩大的“抄书运动”，在帝国的各个修道院里，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那个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所有的书籍，都必须依靠人力，一个词一个词地抄写。而在数百年的战乱和愚昧之中，许多古罗马时代的文献，在反复的传抄中，已经变得错误百出，甚至濒临失传。
阿尔古因和他的学者团队，做的，就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他们从各地搜集来古典时代的《圣经》、神学著作、以及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然后，用一种全新的、清晰易读的字体——“加洛林小写体”，进行整理、校对和重新抄写。
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几乎所有古罗马时代的拉丁文著作，比如西塞罗的演说、维吉尔的史诗，都不是直接来自于古罗马的原稿，而是来自于这些在“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被精心保存下来的抄本。可以说，没有查理曼和阿尔古因，没有那些在修道院里，日复一日、默默无闻的抄写员，我们与古罗马文明之间的那条脆弱的纽带，很可能，就彻底断裂了。
这场由亚琛宫廷所发起的文化复兴运动，后世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
它当然无法与数百年后，那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它的目的，是“恢复”和“规范”，而非“创新”；它的范围，也主要局限于宫廷和教会的上层。但是，在那个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漫长岁月里，查理曼的亚琛宫廷，如同一座孤岛上的灯塔，为几乎快要熄灭的古典文明火种，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庇护所。
它为中世纪的欧洲，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文化和教育标准，也为数百年后，那场更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悄悄地，埋下了一颗宝贵的种子。
现在，武功与文治，都已臻于鼎盛。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复兴的文化，都已经准备就绪。查理曼，这位“蛮族”出身的国王，已经拥有了成为“罗马皇帝”的一切实质。
他所等待的，只是一个来自罗马的、最终的、也是最神圣的召唤。
而此时的罗马教廷，与它的老冤家——拜占庭帝国之间，也终于爆发了最不可调和的矛盾。
请看下集——拜占庭的圣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