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春天，法兰西王国正摇摇欲坠。这个曾经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令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抖的巨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病人。病根，是财政的彻底破产。
一个半世纪以来，从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到路易十五的奢靡浪费，再到路易十六为了报复英国而慷慨援助美国独立战争，法国王室累积的债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雪上加霜的是，连续的天灾导致了农业歉收，面包的价格飞涨，城市里到处都是饥肠辘辘、怒气冲冲的民众。
国王路易十六，是一个温和、善良但却优柔寡断的锁匠。他知道，国家必须改革。但他每一次试图触动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免税特权的努力，都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撞得头破血流。走投无路之下，他被迫祭出了一个已经停摆了一百七十五年的古老工具——三级会议。
他天真地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由教士、贵族和市民（第三等级）代表组成的古老议会，来通过新的征税方案，挽救王国的财政。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亲手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
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三等级代表们，揣着厚厚的《陈情书》，汇集到凡尔赛宫时，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税收的抱怨，更是浸润了数十年启蒙思想的、对整个“旧制度”的根本性质疑。他们的人数，与其他两个等级的总和相当，但按照古老的议事规则，三个等级，各投一票。这意味着，第一和第二等级，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起来，否决第三等级的任何提案。
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彻底激怒了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他们意识到，在这个旧框架内，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言权。在那个著名的“网球场誓言”中，他们庄严宣誓：不制定出一部宪法，就决不解散。随后，他们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邀请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加入。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它不再是臣民对国王的“请愿”，而是“人民”对“君权”的公然夺权。它宣告，国家的主权，不再属于高高在上的国王，而属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
消息传到巴黎，早已因饥饿和谣言而躁动不安的市民们，开始走上街头。当他们听说，国王正在调集军队，准备镇压国民议会时，恐慌变成了武装暴动。1789年7月14日，愤怒的民众冲向了巴士底狱——这座关押政治犯的、在中世纪就已存在的古老堡垒。在他们看来，这里就是王权专制的终极象征。
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巴士底狱被攻陷了。从军事上看，这几乎不值一提，监狱里当时只关着七个犯人。但它的象征意义，却是无与伦比的。它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了整个法国。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与公民宣言》。这份光辉的文献，将启蒙运动的全部精华——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凝结成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庄严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路易十六在革命的浪潮面前，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假意接受国民议会的改革，另一方面却在暗中策划反击。1791年，国王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出逃失败，彻底打碎了人民对他最后一丝的幻想。与此同时，欧洲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君主国，对法国的革命感到极度的恐惧，他们组成了干涉军，试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外部的战争威胁，和内部对“叛徒”的猜忌，将革命一步步推向了激进的深渊。以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为首的雅各宾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而那个曾经的国王，路易十六，如今只是一个名叫“路易·卡佩”的普通公民。他被送上了国民公会的审判席，被控犯有“叛国罪”。经过激烈的辩论，他被判处死刑。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革命广场（今天的协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市民，默默地注视着那个高高竖起的、闪着冰冷光芒的机器——断头台。
这种由吉约坦医生提议的、被认为更“人道”的行刑工具，以其高效、精准、一视同仁的特点，成为了这场革命最冷酷的符号。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在它的利刃之下，都将得到最平等的死亡。
当路易十六的头颅，被刽子生高高举起，展示给欢呼的民众时，一个延续了近千年的时代，宣告终结。“君权神授”的古老神话，被彻底粉碎。断头台的每一次落下，都是对旧制度的一次审判。
然而，国王的死，并未能平息法国的动荡。恰恰相反，它打开了更血腥的闸门。革命的逻辑一旦失控，就会变成一架吞噬一切的绞肉机，它不仅吞噬敌人，也吞噬革命者自己。一场被称为“恐怖统治”的腥风血雨，即将降临。
而就在法国本土的革命者们，为“人权”的定义而争论不休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份宣言的普世性，将在遥远的加勒比海殖民地，面临一次最严酷、最真实的考验。
请看下集——黑色雅各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