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4日，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
里瓦几亚宫。这里曾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度假别墅，现在成为了决定世界命运的赌场。
三位赌徒坐在圆桌旁：
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总统。他已经病入膏肓，脸色苍白，披着黑色披风，像个即将离世的先知。他手里握着一手好牌（世界第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但他想要的东西很抽象：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联合国）。
约瑟夫·斯大林，苏联大元帅。他穿着朴素的军装，抽着烟斗，眼神深不可测。他的牌面最硬（几百万红军已经占领了东欧，距离柏林只有一步之遥），他想要的东西很具体：安全，缓冲区，土地。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首相。他叼着雪茄，神情焦虑。他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凑数的。大英帝国已经破产了，他在努力维持那个并不存在的“三巨头”地位，拼命想在美苏之间挤出一块属于欧洲的生存空间。
这场会议，表面上是盟友的聚会，实质上是**战后世界的地权交割**。
斯大林把一张纸条推给丘吉尔，上面写着他对巴尔干半岛的划分比例：罗马尼亚，苏联占90%；希腊，英国占90%；南斯拉夫，50%对50%。丘吉尔看了一眼，在纸上打了个勾。
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几千万人的命运，就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被两个老头用一支蓝铅笔决定了。
罗斯福没有参与这个肮脏的交易，他关注的是更宏大的**联合国**。
一战后的国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太理想主义，竟然要求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且没有强制力。罗斯福吸取了教训。新的联合国必须承认**强权政治**的现实。
于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大国一致原则”（一票否决权）诞生了。
这听起来很不民主，但这恰恰是联合国能活下来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只有美、苏、英、中、法这五个“警察”拥有毁灭世界的能力。如果不让这五个大佬点头，任何决议都是废纸。所谓一票否决权，其实就是把大国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会议桌上的举手和吵架。
虽然吵架很烦，但总比打核战争好。这就是雅尔塔体系的底层逻辑：**用大国的特权，换取世界的和平**。
当然，这也是一场交易。罗斯福为了换取斯大林同意加入联合国并出兵对日作战，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在《雅尔塔密约》中，苏联恢复了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所有特权（旅顺港、中东铁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领土已经被盟友在背后送人了。
这就是弱国的悲哀。无论你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中国抗战八年），在巨头的算盘上，你依然只是一个筹码。
与此同时，在西线。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D-Day。
艾森豪威尔按下了按钮。15万盟军士兵，几千艘军舰，上万架飞机，冲向了法国海岸的“大西洋壁垒”。
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还原了奥马哈海滩的惨烈。海水被染红，断肢残臂遍地。但这不仅仅是勇气的胜利，更是**组织和后勤**的奇迹。
为了保证登陆部队的补给，盟军竟然拖着两个巨大的人造港口（桑树港）横渡英吉利海峡。他们甚至铺设了一条海底输油管道（PLUTO），直接把油从英国输送到法国前线。
这再次证明了二战的真理：打仗就是打后勤。
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的突破，希特勒陷入了绝望的两线作战。
东面，苏军的T-34洪流正在碾碎一切，向柏林推进。复仇的渴望让红军士兵势不可挡，他们在沿途看到的德军暴行（焚尸炉、万人坑），让他们心中充满了怒火。
西面，美英盟军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着德军的防线。
1945年4月，苏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
希特勒躲在总理府地下的地堡里。他的帝国已经缩水到了这几个房间。他在地图上指挥着早已不存在的军队，歇斯底里地咒骂着将军们的背叛。
4月30日，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然后双双自杀。那个妄图建立“千年帝国”的疯子，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事结束。
但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还在疯狂挣扎。
冲绳岛战役让美国人胆寒。日军不投降，他们利用地道、自杀式飞机（神风特攻队）进行抵抗。美军伤亡惨重。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如果要登陆日本本土（“没落行动”），美军至少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
这是一个美国无法接受的数字。
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个刚刚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的“小玩意儿”。
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在看到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引用了《罗摩衍那》中的诗句：“现在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雅尔塔的算盘打完了，但人类还有一个终极的问题需要回答：
当科学赋予了人类毁灭自身的力量时，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控制这种力量？
这个答案，将在广岛的上空揭晓。
请看下集——太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