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当法国的断头台正在疯狂吞噬着国王与贵族的生命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场看似和平的、文明的对话，正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走向彻底的失败。这场对话的双方，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一个是在工业革命前夜、急于向全球扩张的海洋霸主——大英帝国；另一个，是正处于“康乾盛世”顶峰、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陆地巨人——大清帝国。
这次历史性的相遇，由英国方面主动发起。他们精心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乘坐着装备了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战舰，耗时近一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他们的目的，远非其名义上的“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祝寿”那么简单。在马戛尔尼的行囊里，装着一封来自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以及一份详尽的、类似于现代商务谈判的清单。英国人想要的，是一次彻底的“开放”。他们要求：开放除广州之外的宁波、舟山、天津等港口进行贸易；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永久性的货栈；废除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地位；甚至，割让舟山附近的一座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和存放货物。
在英国人看来，这些都是基于“自由贸易”和“国家平等”原则的合理要求。但在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看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来自蛮夷的狂悖之语。
从马戛尔尼使团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一场深刻的、贯穿始终的文化误解，就开始了。清朝的官员们，完全按照“朝贡”的传统流程来接待他们。他们在使团的船只上，挂上了一面写着“英吉利贡使”的旗帜。马戛尔尼对此感到极大的冒犯，他反复申辩，自己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Ambassador），而非前来进贡的“贡使”（Tribute Bearer）。但清朝官员无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凡是来自海外的，皆为“藩属”，前来觐见天子，自然就是“进贡”。
这场认知上的冲突，在“觐见礼仪”问题上，达到了顶峰。
按照清廷的规定，任何外国使节，在面见“天颜”时，都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是一种代表着绝对臣服的姿态。而马戛尔尼则坚决拒绝。他表示，自己可以像觐见英王乔治三世一样，向乾隆皇帝行单膝下跪礼，但这已是最高敬意的表达。让他像一个奴隶一样，双膝跪地，反复磕头，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尊严的侮辱，更是对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国格的侮辱。
这场关于膝盖应该如何弯曲的争论，持续了数个星期。它看似是繁文缛节，背后却是两种完全无法兼容的世界观的激烈碰撞。一方，是近代主权国家之间“平等待遇”的外交原则；另一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等级森严的“天朝朝贡”体系。在这两种世界观之间，不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含糊的妥协（一说马戛尔尼最终还是单膝跪地，但史料存在争议）。当马戛尔尼终于在热河的行宫，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统治着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八十三岁的老皇帝时，他精心准备的那些礼物，被作为“贡品”，呈了上去。
这些礼物，是英国人精心挑选的、旨在展示其强大科技与工业实力的国之重器。其中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体运行仪、地理演示仪、望远镜、座钟，有最新式的迫击炮和燧发枪，甚至还有一艘代表着英国海军最高成就的“君主号”战列舰的精致模型。
然而，这些在英国人眼中代表着科学、理性和力量的杰作，在乾隆和他的大臣们看来，不过是一堆新奇、精巧、但却毫无用处的“奇技淫巧”罢了。它们被简单地观赏了一番之后，便被漫不经心地收入了仓库，从此无人问津。那位年迈的皇帝，和他身边那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齿轮、透镜和钢铁模型的背后，是一个已经掌握了全新力量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访问的结局，是意料之中的彻底失败。马戛尔尼提出的所有贸易要求，被全盘驳回。在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著名的敕书中，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两个世界，在1793年的秋天，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却完全“错位”的对话。一方，带着打开市场的强烈渴望而来；另一方，则以“我们什么都不缺”的傲慢，关上了最后的一丝可能性。这次失败的握手，为半个世纪后，一场用大炮和鸦片进行的、更残酷的“对话”，埋下了所有的伏笔。
而就在乾隆皇帝，为自己成功地“将英夷”拒之门外而沾沾自喜时，一场由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点燃的、将彻底动摇大清国本的巨大风暴，正在帝国的腹地，悄然酝"酿。而在遥远的欧洲，另一位来自科西嘉岛的年轻人，正准备用他的利剑，为这个革命的世纪，画上一个句号。
请看下集——白莲与科西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