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芝死了。
这位最先竖起反旗的乱世枭雄，最终，还是动了一丝向朝廷“投诚”的念头。然而，腐朽的唐王朝，连最后一次“招安”的机会，都吝于给予。他们用背叛和斩首，回应了王仙芝的动摇。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黄巢心中，对这个帝国，最后的一丝幻想。
他，已无路可退。身后，是数以十万计，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他的饥民兄弟；身前，是血债累累，不死不休的官军。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天补平均大将军”的副手，他，就是唯一的“冲天大将军”。他要用一场，比王仙芝，猛烈千百倍的革命，去实现他多年前，在长安城墙上，许下的那个诺言。
然而，黄巢接下来的进军路线，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没有立刻北上，直取洛阳和长安。而是率领着他那支庞大的流民大军，一路向南，再向南。他们像一群巨大的蝗虫，席卷了今天的湖北、安徽、江西、浙江……最后，在公元879年，他们竟然攻陷了当时大唐最南方的、也是最富庶的国际贸易港口——广州。
在广州，这支长期压抑的军队，爆发出了惊人的破坏力。他们不仅抢掠财物，更对城中的“胡商”，也就是那些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外国商人，展开了疯狂的屠杀。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载，有超过十万名外国商人，在这场浩劫中，命丧黄泉。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均贫富”了，这是一种混杂着排外、仇富和原始破坏欲的血腥狂欢。
在南方休整之后，黄巢的大军，如同被注入了新的、来自热带的狂暴病毒，掉头北上。这一次，他的目标，无比明确——长安！
而此时的长安，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我们得记住，这，是长安啊！这，是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长安；是那个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长安；是那个商旅如织，胡姬如云，开放、自信、辉煌到了人类文明顶点的长安！它，是整个大唐的象征，是东亚文明的桂冠，是每一个读书人心中，最神圣的殿堂。
然而，当黄巢的几十万大军，渡过淮河，逼近潼关时，这座伟大的城市，所展现出的，却是末日般的恐慌与脆弱。守卫潼关的，是帝国最后的精锐——神策军。可这支曾经在“甘露之变”中，屠杀朝臣如砍瓜切菜的军队，在面对真正悍不畏死的起义军时，却一触即溃。宦官将领们，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抵抗，而是，带着皇帝，逃跑。
公元880年末，唐僖宗，这位比他的先祖唐玄宗，更加懦弱和无能的年轻皇帝，在宦官田令孜的簇拥下，仓皇逃往四川。皇帝，又一次，抛弃了他的京城，抛弃了他的人民。
公元881年初，黄巢，这个二十多年前，在长安城里，满怀失意的青年，终于，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回来了。
他的大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踏入了这座，他曾无比渴望，又无比憎恨的城市。史书记载，起义军入城之初，军纪严明，“整众而行，不剽财货”。城中的百姓，在经历了长期的苛政与战乱后，甚至对这支“黄金甲”大军，抱有幻想，他们“夹道聚观”，以为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黄巢，也确实，在金碧辉煌的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大典，国号“大齐”。他成功了，他实现了那个所有造反者，都梦寐以求的终极梦想。
然而，从他坐上龙椅的那一刻起，悲剧，才真正开始。
这支由饥民和盐贩组成的军队，他们懂得如何去破坏一个旧世界，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建设一个新世界。当最初的革命激情，退潮之后，当府库的存粮，被迅速消耗殆尽之后，这支军队的兽性，便开始彻底暴露。
他们先是“索”——挨家挨户地，向富人勒索钱财，稍有不从，便施以酷刑。然后，是“掠”——当富人被榨干后，他们便开始无差别地，抢劫普通百姓。最后，当整个长安城，都被刮地三尺，再也找不出一粒米，一个铜板时，最恐怖的一幕，上演了。
他们，开始吃人。
这不是野史的夸张，而是正史中，令人不忍卒读的记载。黄巢的军队，设立了一个巨大的“人肉磨坊”。他们将活生生的平民，无论男女老幼，投入巨大的石臼中，将其碾碎，以充军粮。长安城，这座百万人口的伟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间屠场，一个为几十万军队，提供“口粮”的恐怖牧场。
诗人韦庄，作为那场浩劫的亲历者，在他那首不朽的长诗《秦妇吟》中，为我们留下了最真实的证言：“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曾经的车水马龙，都化为灰烬；曾经的天街之上，踩着的，是王公贵族的累累白骨。
这就是黄巢的“黄金甲”世界。黄金之下，是无尽的血泪；甲胄之内，是早已泯灭的人性。
而最恐怖的，是史书中，关于“吃人”的记载。
《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用几乎相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笔调，描绘了黄巢军队设立“巨碓（dui）”，将活人投入石臼，“舂磨而食”的场景。这幅“人肉磨坊”的图景，成为了黄巢政权，最残暴、最灭绝人性的铁证。
然而，作为拥有现代视角的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史料时，除了情感上的战栗，更需要一份理性的审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这样的记载，完全可信吗？
诚然，在长期的围城和饥荒中，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是大概率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巨碓舂磨”这种带有工业化色彩的、流水线式的处理方式，其真实性，是存疑的。有学者从逻辑上提出过质疑：一个活生生的人，水分含量极高，在冲砸碾磨的过程中，血水横流，很难想象如何能有效地“收集”以充军粮。更何况，史书记载的数字，也经不起推敲。若几十万大军，长期以人为食，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长安城的人口，根本无法支撑。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记载？我们必须认识到，修撰这些史书的，是后世的、同样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史官。对于黄巢这种，企图颠覆他们整个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的笔下，必然会带有最深刻的仇恨与最彻底的蔑视。因此，这种极度夸张、极度妖魔化的描写，很可能是一种政治宣传和道德抹黑。其目的，就是要将起义者，描绘成毫无人性的恶魔，从而彻底否定其反抗的任何合理性。真相，可能就是大规模的饥荒和人相食，但“人肉磨坊”这个恐怖的符号，则是统治阶级，为了警示后人，而刻意打造的、一个关于“犯上作乱”的终极噩梦。
厘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公允地，去评价黄巢，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吗？从结果上看，是。但他的“恶”，从何而来？他，以及追随他的百万流民，之所以最终变成了这副模样，正是因为，那个将他们逼上绝路的、由门阀世家和腐朽官僚，所构成的“善”的体系，早已不给他们任何活路。
当一个读书人，才华横溢，却报国无门；当一个农民，勤勤恳恳，却无地可种，无粮可食；当整个国家的上升渠道，都被一小撮世家大族，牢牢地把持和垄断时，你又怎能指望，从这片绝望的土壤里，开出温情脉脉的“善”之花呢？黄巢的屠刀，砍向的，不仅仅是无辜的百姓，更是那些，他曾经无比渴望成为，却最终将他拒之门外的公卿贵胄。他的残暴，是一面镜子，照亮的，是晚唐社会，那深入骨髓的、制度性的残暴。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黄巢，这个无意识的、纯粹的破坏者，他的铁蹄和屠刀，却在客观上，完成了一件，连历代雄主，都未曾做到的事——他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物理上的“清算”。
自汉代以来，盘踞在中国历史上数百年的门阀世家，那些高高在上的王谢、崔卢，他们在经济上，垄断土地；在政治上，垄断官位；在文化上，垄断知识。他们，是帝国真正的、永恒的统治者。然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动乱中，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高门望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长安的府邸，被付之一炬；他们的族人，被成批地屠杀。黄巢，用最野蛮的方式，将这些旧时代的“神”，拉下了神坛，摔得粉碎。
正是这场毁灭，为百余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扫清了道路。在接下来宋代，我们将会看到，门阀政治，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科举，成为了选拔人才最主要的途径，一个相对开放、流动的“市民社会”，开始真正成型。从这个角度看，黄巢的起义，又像是一场，为新时代“献祭”的、无比血腥的阵痛。
而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它的毁灭，也因此，带上了一层更复杂的悲剧色彩。那个开放、包容、自信、恢弘的盛唐气象，固然，是在这场大火中，永远地，成为了历史的绝响。但它的死亡，也标志着，一个旧的、僵化的、贵族的时代，走到了它血腥的尽头。
当一个文明的中心，变成了一座白骨累累的鬼城，这个文明，又将去向何方？当东方的这颗巨星，黯淡到即将熄灭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另一颗正在陨落的星辰，又上演着怎样的悲剧？
请看下集——萨迈拉的无政府状态——突厥禁卫军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