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1月30日，伦敦，白厅。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日。
在宴会厅外，临时搭建起了一个黑色的断头台。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聚集在广场上，鸦雀无声，等待着见证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刻。
中午时分，国王查理一世，平静地从宴会厅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两件衬衫，以免因为寒冷而发抖，被民众误解为是出于恐惧。他看了一眼人群，看了一眼那把闪亮的斧头，然后对身边的主教说：“我将要从一个短暂的、会朽坏的王国，去往一个永恒的、不朽的王国。”
几分钟后，斧头落下。英格兰国王的头颅，滚落在断头台上。人群中爆发出了一声巨大而痛苦的呻吟。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民族，通过公开的法律审判，处决了自己的国王。
“君权神授”这个维系了欧洲上千年的古老信条，在这一刻，被彻底斩断了。
这场革命的根源，在于一个古老的问题：谁才是国家的主宰？国王，还是法律？
查理一世坚信前者。他是一个虔诚的、有艺术品位、并且充满君主尊严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国王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只需对上帝负责，无需对议会、对法律、对人民负责。他为了筹集战争经费，绕开议会，强行征税；他试图将英国国教的仪式，强加给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引发了叛乱。
而议会，特别是议会中的下议院，则代表着英国日益壮大的乡绅和商人阶层。他们坚信英国的古老传统——“国王在法律之下”。任何征税，都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
矛盾不可调和。1642年，查理一世向议会宣战，英国内战爆发。
战争初期，由贵族组成的、经验丰富的国王骑兵，一度占据上风。议会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就在此时，一个来自东英格兰的乡绅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一个沉默寡言、但意志如铁的男人。他发现议会军的失败，源于其军队的涣散和缺乏信仰。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招募了一批与他一样虔诚、痛恨国王暴政的自耕农，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他们因为严明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被称为“铁骑军”。以此为基础，克伦威尔说服议会，建立了一支全新的、统一指挥、军饷充足、并以能力而非出身来提拔军官的职业军队——“新模范军”。
1645年的纳西比战役，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新模范军与国王的军队展开决战。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国王的骑兵在击溃了对手之后，像往常一样，冲向了议会军的后方，去抢劫辎重。而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在击溃了当面的敌人后，却展现出了惊人的纪律性。他们没有去追击溃兵或抢劫战利品，而是迅速重新集结，像一把铁锤，狠狠地砸向了国王军步兵的侧翼。
国王的军队全线崩溃。查理一世成了自己议会的阶下囚。
战争结束了，但新的分裂又开始了。议会中的温和派，希望与国王达成妥协，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克伦威尔和军队中的激进派，已经对国王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们认为，查理一世是“沾满鲜血的人”，是所有苦难的根源。
克伦威尔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清洗了议会，然后组建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国王。
在审判席上，查理一世表现出了他作为国王最后的尊严。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他从根本上，就不承认这个由“臣民”组成的法庭，有权审判他们的“君主”。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判决早已注定。
国王的死，让整个欧洲的君主都为之战栗。它也让一位正在法国流亡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认为，国王被杀，国家解体，英国已经退回到了最可怕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野蛮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终极的混乱，人们必须通过契约，同意让渡自己所有的权利，交给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权者。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议会，甚至可以是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他就像《圣经》里描述的巨大海怪“利维坦”一样，拥有着无可匹敌的、令人敬畏的权力，用以维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
英国，在国王死后，成了一个短暂的“共和国”。但海峡对岸的法兰西，在经历了“投石党之乱”后，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得出了与霍布斯相似、但方向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在遥远的东方，刚刚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也正在用一种更直接、更残酷的方式，来塑造它的绝对权威。
请看下集——留发不留头。